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家族涉入、国有股权与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权能否助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议题。"一带一路"倡议下,家族企业的国际化问题恰好为研究国有股权的影响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情境。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国有股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涉入对企业国际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有股权参股可以有效地抑制家族涉入对企业国际化的负向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国有股权的影响发现,国有股权派驻董事可以有效地改变控股家族对企业国际化的态度,促使控股家族更有意愿进行国际化;从国有股权来源地异质性来看,当地国有股出于发展当地经济和保障人民就业的考虑而不希望家族企业采取国际化策略,但中央国有股为贯彻落实国家战略使命而促使家族企业更有意愿开展国际业务。本文的结论不仅验证了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还发现了国有股权派驻董事和国有股权来源地异质性的特殊影响,这对于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助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

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是否有助于推动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亟待证实的话题。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现金持有为切入口,实证检验国有股权参股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在无政治关联或者民企出身的样本中,上述效应更加显著。通过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一方面国有股权带来的资源效应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现金持有;另一方面国有股权的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在增加现金持有的同时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但并未增加股利支付。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在优化民营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也带来了企业价值的提升。     

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基于"能力"与"意愿"的双重视角

基于"能力"和"意愿"的双重视角,利用2012-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国有持股数量的增加,民营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国有股权既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使民营企业具备战略风险承担的"能力",又能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水平提升战略风险承担"意愿".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降低委托代理水平可对风险承担的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国有股权主要还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水平,且促进效果在国有股东控制背景强及高潜力行业中发挥更为显著.在市场化进程水平低的省份,国有股权可视为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对战略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碳减排是实现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构建环境规制嵌入下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以及环境规制在三者间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减少碳排放;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贸易开放与碳排放效率——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选取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碳排放效率,并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变化特征。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贸易开放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在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以及一般贸易方式下,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构建高质量贸易开放体系、打造绿色技术创新高地、构建降碳减污协同制度体系,着力推动碳排放效率提升。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根据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可为中国制造业扩大创新优势、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关系如何驱动客户参与中小企业新产品开发？——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研究中国式关系驱动中小企业新产品开发的作用机理,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的275家制造业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式关系的人情维度和信任维度都可以直接提升中小企业的新产品绩效,而且关系也可以通过促进客户以信息提供或合作开发方式参与中小企业新产品开发,从而间接提升中小企业的新产品绩效。同时,动态环境会正向调节客户参与和新产品绩效间的关系。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企业资源观与能力观,构建以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利用264份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嵌入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分别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共同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该研究拓展了网络嵌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外部网络资源与内部动态能力在实现企业绿色创新中的重要性。     

国有股权、内部人掠夺与外部人约束——一个理论模型

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对于投资者保护水平需求的反应函数,而国有股权作为一种非标准的经济组织形式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历史阶段具有约束上市公司内部人的掠夺程度以及提高外部投资者参与程度的双重功能.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流行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虽然缓解了股东的融资约束,但大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公司的长期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创新质量是研发投资产出成果的直接反映,其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了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特别是管理层持股和研发投入在其中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质量,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管理层持股可以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创新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部分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传导。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SG是一个新型的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发掘企业ESG表现如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在二者之间的渠道作用以及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绩效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通过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这条路径存在调节效应,且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是存在保护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和成熟期企业而言,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提升效应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