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的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研究

立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研究不同市场一体化阶段数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从机理上看，数字贸易通过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驱动消费升级。将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分为市场范围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具有门槛效应和非线性特征。随着市场一体化的市场范围效应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效应呈现“U” 型变化趋势；随着市场一体化的价格稳定效应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效应逐渐增强。中西部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内陆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沿海地区。只有在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和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等建议。     

事故经历与家庭消费：“及时行乐”还是“数米而炊”？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事故经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事故经历会使家庭消费不降反升，“及时行乐”效应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事故经历对家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但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则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事故经历提升了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了来自亲友的转移性收入，最终实现消费增加；但结果并未印证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猜想。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事故经历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且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不同类型的事故经历对消费也具有差异化影响；对于数字化水平较高、户主较年轻的家庭而言，事故经历的“及时行乐”效应更强。研究为解释家庭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维护家庭经济福利提供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及影响效应北大核心

积极财政政策是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措施,地方政府债务是构成积极财政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方政府债务为切入点,探究债务风险不断攀升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仍具有凯恩斯效应。基于2009—2021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效应模型、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和非线性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适度的地方政府债务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过度的地方政府债务抑制居民消费水平;基于不同的债务发行和偿还阶段的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财政是产生上述效应的两个路径;以借新还旧为目的发行的置换债对地方政府债务和居民消费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过度的置换债强化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消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在隐性债务、城镇居民消费、中部地区、高产业结构地区、居住类消费和交通通信类消费中更强。因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债务限额管理机制,将债务总增量控制在导致居民消费挤出效应发生的阈值以内;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快促进隐性债务显性化;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加强对置换债发行的监督。     

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净出口和有效汇率——基于中国的经验和解释

本文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中国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支出增加导致总产出和净出口增加,实际有效汇率下降;而政府消费支出所产生的效应与政府投资支出效应相反。本文根据中国政府支出宏观经济效应的特征事实,建立了一个包涵粘性价格、习惯性消费等垄断竞争和存在正外部性的政府支出等不完全竞争因素的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并据此考察中国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的政策传导机制。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本文建立的模型能较好地解释我国的总产出、净出口和实际有效汇率对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冲击的经验事实及政策传导机制。     

财政“省直管县”能够约束基层公职人员在职消费吗

地方政府公职人员在职消费过快增长一直是困扰政府治理的一个难题,而政府治理结构改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会改变县级政府的激励和约束:一方面,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后县级政府收入分成的提高会加强县级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另一方面,在财政关系上减少一级政府会影响上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财政监督和管理.这种激励和约束的改变能否有效抑制基层公职人员的在职消费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本文使用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对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基层公职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使得县域人均行政管理费显著降低了约5％,使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显著降低了约0.583％.     

我国政府“三公”消费监管的激励相容机制探讨

“三公”消费监管问题是我国改善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效率的一大阻碍,提高“三公”消费监管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激励相容机制。目前我国“三公”消费监管还处于激励不相容的状态,且对于支出的监管仅仅停留在合法性,而忽视了其合理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信息披露机制,加快实现监管职能的转变。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驱动还是抑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消费成为趋势。那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效应还是抑制效应呢？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实证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但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和区域非均衡特征;受居民消费意愿水平调节,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消费意愿水平以0.6259、0.7193为门槛值,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呈现先抑后扬的特点。     

“双循环”视角下国内消费需求扩量提质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分析国内消费需求量与质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全球42个国家5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消费需求规模与质量、国内循环程度仍有提升空间；国内消费需求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均有助于一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消费需求规模的作用具有天花板效应，而需求质量的影响则更为持久。扩展研究表明，中国国内大循环能够有效衔接需求侧至供给侧的联系，显著增强国内需求提质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因此，应紧紧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以超大规模、特别是优化升级的内需市场为支撑的内生增长机制，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     

从“三公消费”谈我国《预算法》的完善

我国目前"三公消费"成为热点话题,"三公消费"问题的出现折射出了我国预算法的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本文以"三公消费"为角度,从政府财政报告、财政支出标准、惩罚制度、财政支出监督方面谈《预算法》的完善。     

转移性收入对农村消费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基于中国大陆30个省份1998—2010年数据实证检验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食品、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因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呈现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转移性收入对食品和居住类消费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大,对家庭设备类消费的正向影响趋于减弱。这表明,提高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数字化平台消费与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

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化平台消费对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平台消费显著带动了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主要通过提振消费和加速商品流通提高效益水平，并推动数字创新提升发展质量；(2)实物与数字商品平台消费作用效果相近，但机制路径不同，前者促消费、畅流通和强创新作用明显，后者对消费具有非线性影响，且主要作用于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3)平台消费更显著地带动了具有国有产权、处于资本密集行业、资本有机构成与数字化水平较低的企业提质增效；(4)数字化平台消费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对平台消费带动制造业发展内在逻辑的揭示，为更好地发挥其在筑牢实体经济基础和畅通经济循环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实践指引。     

“三公”消费问题及对策研究

"三公"经费作为政府的运行成本,其高低直接反映着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廉洁程度。本文以98个中央部门公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了目前我国政府部门"三公"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三公"消费数额较大、账单不够明晰、公车消费比例较大、支出预算呈上升趋势、账单公布不够及时等问题提出了推进"三公"消费的立法、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加强"三公"消费过程的监督等一系列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消费升级、创新效应与城市经济韧性

本文在理论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经济韧性指标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总体上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但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西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呈现显著U型关系，东部地区所有城市均位于“拐点”右侧，加快消费升级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西部地区城市均匀分布于“拐点”两侧，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没有表现出一致特征，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而中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城市创新能力提高不仅可以强化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U型关系，而且还会导致“拐点”左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需求端因地制宜增强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对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新口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工业用地出让微观数据，检验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序扩张导致了行业层面的土地资源配置呈现空间分散化趋势，这意味着生产的地理集中度下降，而地区间“以地引资”竞争是导致此种空间扭曲效应的主要机制；以上影响在重点产业和财政分权度较高的地区表现更明显。未来应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和土地供给行为，提高土地供给的市场化水平和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的敏感性分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居民消费呈现＂过度敏感性＂特征。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也具有＂过度敏感性＂特征,且城镇居民的敏感系数要高于农村居民。因此,政府应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培育文化消费主体以及统筹城乡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着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消费习惯偏好、政府支出扩张与产出效应

本文基于具有消费习惯偏好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运用数值模拟技术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扩张对消费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扩张虽然能有效增加社会总产出,但对私人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形成了我国“高增长-低消费”的特殊经济格局.同时,研究还表明,低消费习惯偏好下政府支出的政策效果显著优于高消费习惯偏好下政府支出的政策效果.因此,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有效地运行,除了降低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外,还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居民消费习惯偏好,使政府支出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1978-2008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最后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且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消费会引起经济负增长,同时也会对城乡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大。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疆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新疆政府消费、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新疆政府消费、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政府消费、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对于政府消费有所促进,但对于城市居民消费的增长没有多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还存在负的影响。     

文化消费推动我国消费增长及其结构改善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2002-2013年跨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后发现,文化消费不仅有助于我国总消费水平提升,也显著改善我国消费的内部结构,突出表现为消费的服务化特点快速发展。在收入增长保证各类消费支出的“包容性”增长之下,文化消费并没有造成对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支出显著的“挤出效应”。随着我国“收入倍增”计划带来长效收入增长机制作用的持续释放和社会保障体制改善带来居民预防性动机下过度储蓄的降低,文化消费通过关联作用下的“挤入效应”继续带动相关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