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4)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组织认同与关系冲突视角下不当督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人-境互动角度研究不当督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整合员工组织认同中介作用与关系冲突的调节效应,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采用方便抽样法,对270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组织认同在不当督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当督导不仅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也通过降低组织认同进而减少员工创新行为。在此过程中,关系冲突发挥负向调节作用,高水平的关系冲突不仅会削弱组织认同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还会弱化组织认同在不当督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绿色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均正向调节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环保舆论压力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领导环保意识与组织绿色学习的链式中介效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闻媒体带来的舆论压力对企业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对环保舆论压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问题，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和高阶认知理论，分析环保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探讨领导环保意识和组织绿色学习的中介效应。基于201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环保舆论压力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组织绿色学习在环保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关系间发挥中介效应；并且，领导环保意识和组织绿色学习在环保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关系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高绩效工作系统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组织认同与服务型领导的作用

积极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绩效工作系统是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但现有文献对其影响机理的研究尚显不足。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探究了组织认同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认同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服务型领导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型领导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认同之间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型领导正向调节组织认同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中介效应越显著。     

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厘清如何在企业工作场所数字化进程中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特质激活理论，引入员工职业敏捷性、组织创新文化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通过三阶段跟踪调查收集473份有效样本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激发员工职业敏捷性，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组织创新文化正向调节员工职业敏捷性与创新行为间正相关关系，并且正向调节职业敏捷性在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通过知识分享在员工创新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以信任和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以创新动机为调节变量,构建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对成都高新区软件园5家电子信息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443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2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信任在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分别在结构维度、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分别在结构维度、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创新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主效应显著,但对知识共享、信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共享和信任的中介效应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通过知识分享在员工创新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以信任和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以创新动机为调节变量,构建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对成都高新区软件园5家电子信息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443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2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信任在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分别在结构维度、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分别在结构维度、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创新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主效应显著,但对知识共享、信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多样性如何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技术多元化的中介效应

运用协同创新和三螺旋等理论，划分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多样性及其维度。以452家中国制造业高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多样性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直接关系，并探讨技术多元化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协同创新网络成员主体多样性和区域多样性均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技术多元化在主体多样性与探索式创新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区域多样性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则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不确定环境下创业型领导如何提升组织创新绩效

创业型领导是企业应对高度不确定环境的有效领导力，通过机会开发、变革创新保持竞争优势与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据战略创业理论和效果推理理论，对高科技企业高管和员工展开问卷调查，探究不确定环境下创业型领导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创业型领导正向预测组织创新绩效；组织即兴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型领导与组织即兴关系，并进一步调节组织即兴在创业型领导与组织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该研究发现对企业充分发挥领导效能、促进组织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数字化能力、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基于数据安全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能力，提高市场适应性，增强协同创新效率。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资源，其安全性亦会影响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企业绩效视角出发，以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采用逐层回归的研究方法，对550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制造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数据安全在数字化制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化服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据安全在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共创在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及数据安全的调节效应、价值共创的中介效应等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