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研发决策同群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考虑到企业间策略互动对研发决策的影响，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同群效应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地区、行业和财务特征3类空间权重矩阵，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惯性；企业研发决策主要受同行业同群企业研发决策（内生同群效应）及其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的影响，同地区和相似财务特征的同群企业可以通过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对本企业研发决策产生影响；尽管企业研发牺牲了短期盈利，但对股市估值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已具备一定的价值投资意识，而同群企业研发投入对本企业盈利和股市估值的影响均为负，说明中国企业研发互动主要体现为竞争效应而非协同效应；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3类同群效应显著增强。从全局视角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为企业经理人提供有关激励研发创新、提升企业价值的启示。     

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开放式创新已成为发展趋势,但是关于开放式创新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检验,并探讨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①开放式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②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助越多,外部组织越愿意与其进行开放式创新,企业可用于研发投入的内外部资源也越多;③企业所在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采取开放式创新,以通过与外部资源拥有者合作增加研发投入、保持竞争优势。该研究发现可为推动制造业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以及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支持。     

研发投入来源、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绩效——基于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研发投入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的分工协作,而金融机构贷款的贡献度十分微弱。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国内外技术贸易对自主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FDI的竞争效应降低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激励,但会通过示范效应、研发外溢以及科技人员流动促进其创新活动。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投入的补充和替代作用,并得出了一些理论推断。以世界银行对中国公司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对这些理论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一致地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一个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随其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第二,行业层面的FDI对该行业中外商投资较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起更大的积极作用。综合这两方面的结果,本文的估测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国内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的。这些实证发现与本文的理论推断基本相符。     

产业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影响因素研究

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博弈模型，从政府视角研究以共性技术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并对最优外包合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足够多的政府预算是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最优研发外包合同存在的前提，最优合同条款随政府预算的增大而增多，企业保留收益增大倒逼政府预算增加；企业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共性技术价值系数以及从研发中分享的收益份额正相关，与政府支付的固定研发费用负相关；政府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固定研发费用及单位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企业最优投入与政府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与政府投入对研发成功的贡献系数正相关，且企业最优投入随其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加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预算、项目前景及支持性资源分配3个方面提出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合同实施的政策建议。     

外部联系对研发人员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内部直接联系、外部合作网络多样性的调节效应

企业利用外部合作网络获取丰富的异质性资源，已成为促进探索式创新的重要途径，而研发人员作为企业创新活动主体，其合作网络的外部联系会影响个体探索式创新，进而影响企业整体探索式创新绩效。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在考虑内部直接联系和外部合作网络多样性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建立研发人员外部联系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代表性企业华为公司与中兴公司为例，采用国家专利局授权的发明专利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人员外部联系与其探索式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内部直接联系、外部合作网络成员多样性、外部合作网络知识多样性对二者的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外部联系对研发人员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内部直接联系、外部合作网络多样性的调节效应

企业利用外部合作网络获取丰富的异质性资源，已成为促进探索式创新的重要途径，而研发人员作为企业创新活动主体，其合作网络的外部联系会影响个体探索式创新，进而影响企业整体探索式创新绩效。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在考虑内部直接联系和外部合作网络多样性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建立研发人员外部联系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代表性企业华为公司与中兴公司为例，采用国家专利局授权的发明专利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人员外部联系与其探索式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内部直接联系、外部合作网络成员多样性、外部合作网络知识多样性对二者的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环境不确定性、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环境治理投入门槛、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揭示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运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从总体看,当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但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提升到较高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有所减弱。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不同时,相较于绿色产品创新,研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门槛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低水平驱动和高水平抑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益的政策建议。     

税负、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创新效率

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SFA时变超越对数模型系统测算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指数，实证分析税收负担对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我国A股上市公司创新效率较低，行业间创新效率差距较大；企业综合税收负担以及流转税税负对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税收负担通过企业融资约束这一通道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相较于国有企业、中东部地区以及非制造业企业而言，税收负担对私营企业、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效率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竞争力水平——承担社会责任是“纾困保险”还是“成本负担”?

聚焦中国医药制造业，探讨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竞争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具有正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增强了这一正向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这种增强效应仅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高风险企业以及高不确定性企业中发挥作用。社会责任承担更多地发挥纾困效应与保险效应，正向调节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高水平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有助于发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积极作用。鉴于此，企业应当建立起长期的战略性社会责任观和科技创新发展观，政府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进而更好地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负债融资、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我国创业板科技信息类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量化其成长性,研究负债融资、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负债融资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作用;负债水平与企业成长性显著负相关;科技信息类企业研发投入与成长性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强度越大,企业成长越快;负债水平与研发投入交互项与成长性显著负相关,说明负债水平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具有负调节作用。同时股权集中有助于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促进企业成长。     

政府干预、企业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价值链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本文采用SFA方法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23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态势;实证检验政府干预和企业自主研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政府研发支出、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研发投入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但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更大;市场竞争和企业规模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而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对创新效率影响为负.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研发,更有利于提高创新效率.因此,企业应该成为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主体,政府需要转变管理职能,构建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起负中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政治关联断损、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效率

政治关联断损现象逐渐引起学者重视，但少有研究涉及政治关联断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组部“18号文”导致上市公司大量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事件，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官员独立董事辞职造成的政治关联断损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虽然对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却能够增强研发投资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政治关联断损层级与企业研发投资间具有显著负向关系，虽然对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却对研发投资与创新效率间关系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断损和断损层级对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无显著影响，也不能显著调节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创新效率间的关系。     

汇率变动的出口和研发效应研究

企业的出口与研发是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且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内外循环格局。在过去较长时期里,我国企业重出口、轻研发,导致经济在过度依赖外部大循环的同时缺乏竞争优势。只有出口与研发并重,方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汇率是影响企业出口与研发的重要因素,理论分析表明：本币低估是企业偏重出口轻视研发的重要原因;而本币适度升值会增加研发活动的吸引力,促使企业兼顾出口与研发。使用多值选择模型对2009—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进一步,针对汇率制度改革不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当前的汇率双向波动阶段,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减弱,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增强,总体上更有利于出口与研发均衡发展。由此建议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适度升值,有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银行贷款会挤出商业信用吗——基于研发投入视角

企业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银行贷款未能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渠道,与此相反,商业信用则是企业研发投入的来源之一。并且就研发投入而言,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在替换关键变量及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前述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的挤出效应,在所有制属性、行业高技术属性、所处地域的外部法制环境以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文章深入探究中国上市企业创新融资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