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入能提高企业环境与财务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度、极端天气频发等环境问题,政府与企业都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方法。以2016—2020年34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在补贴政策扶持下绿色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投入既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还能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政策制订两方面给出提高企业双绩效的建议,助推重污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评估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后侧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同时，还通过影响前侧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长江大保护战略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江经济带上市公司的证据

长江大保护战略的颁布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借助长江大保护战略颁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江大保护战略对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大保护战略颁布持续促进了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与授权，但更多的只是策略性绿色创新，并非实质性绿色创新，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重污染企业均进行了策略性创新，其中，长江大保护战略对处于财政压力较大地区与政治关联等级较高的重污染企业作用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长江大保护战略通过对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施加环境合法性压力与外界关注压力，进而促进其开展策略性绿色创新。研究结论对利用国家战略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能耗双控”与企业绿色创新

“能耗双控”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与早期聚焦于单位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存在明显不同，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到新发展理念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基于制度理论框架，利用2017—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能耗双控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能耗双控制度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能耗总量目标控制的作用更加显著，能耗强度目标控制的作用不太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和环境类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能耗总量目标控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地方经济增长压力较低、企业财务柔性较高时更加显著。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284家非国有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分析了政治关联和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且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及处于高强度竞争行业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观点，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将绿色创新后果的研究从企业经济绩效层面拓展到企业与政府关系层面，不仅跳出了学术界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否提升经济绩效的争论，也为更好地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研究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特质—行为—绩效关系模型。选取227位CEO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型焦点具有负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在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环境许诺与绿色产品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在回顾总结绿色产品与创新绩效有关文献基础上,以绿色产品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企业环境许诺与人力资本为解释变量,以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讨企业环境许诺、人力资本对绿色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许诺对绿色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并通过绿色适应能力直接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绩效;人力资本并不直接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绩效,绿色自适应能力在人力资本与绿色产品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信息披露视角下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无的放矢”到“对症下药”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财税补贴成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研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是财税补贴摆脱“无的放矢”局面,成功驱动绿色创新的诱导性前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过程中对信息披露表现出的决策依赖性,揭示了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具有诱导效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绿色创新绩效越突出;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具有动态递增规律,成长期企业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不显著。但从成熟期到蜕变期,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递增。基于信息披露视角补充了科技金融理论相关研究,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SG是一个新型的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发掘企业ESG表现如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在二者之间的渠道作用以及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绩效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通过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这条路径存在调节效应,且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是存在保护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和成熟期企业而言,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提升效应更明显。     

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熵指数分别测算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和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偏微分方法实证检验科技人才集聚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区域非均衡性特征显著,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式分布。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与信息化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具有可靠性。异质性考察发现,基础研究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东北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中部、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明显,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