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持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创新 ——基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准自然实验

自2014年6月证监会重启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已有超过8%的上市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预案。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多时点DID研究框架,用以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ESOP）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以此揭示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ESOP）的真实效果。结果发现：实施ESOP的企业相较于未实施ESOP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并且在信息透明度更高的企业中这种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实施ESOP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对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实施ESOP后可以提高管理层创新意愿进而促进创新投入。研究揭示了ESOP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对广大投资者理解ESOP公司治理作用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

信息披露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研究对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 ,然而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联系往往并不明确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本文运用 2 0 0 2年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51 6家公司数据 ,检验了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与其自愿披露水平的关系。在控制了公司规模与财务风险变量之后 ,本文结论显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绿色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数字商业模式场景研究

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兼顾绿色和智能,如何在数字商业模式场景下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商业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基于数字商业模式的绿色创新战略实施概念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15—2020年29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绿色创新驱动机理,检验数字商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探究不同主体绿色关注的交互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供应商绿色关注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商业模式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体地,个性化定制水平正向调节消费者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网络化协同水平正向调节零售商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对供应商绿色关注和绿色创新没有显著调节作用。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具有交互协同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平衡状态下,当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更好;非平衡状态下,二者孰高孰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无差异。结论可丰富绿色创新驱动相关研究,有助于全面揭示数字商业模式下企业绿色创新机制,为企业绿...     

绿色债券对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债券成为国家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但“漂绿”风险的存在,使绿色债券是否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存疑,为此以上市公司发行绿色债券为契机,深入研究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后,其绿色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绿色债券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来提升公司的绿色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外部舆论关注强度大、委托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中,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更显著;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后,其绿色投资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表现都有显著改善。据此建议加快推进绿色债券市场的培育与建设;多渠道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增强国内绿色债券发行主体的信息透明度,提升企业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的公信力。     

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与新能源企业融资纾困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发挥好绿色金融在发展新能源企业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不同于现有文献集中关注个别企业绿色信贷的可获得性,秉承从政府积极引导到企业主体发挥这一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并引入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这一外生变量,检验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和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发现,绿色金融能够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析师关注在其中主要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水平,但对金融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不会引发脱实向虚的风险;绿色金融还能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完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分析师队伍建设,进而支持新能源企业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关系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引入交乘项,以此检验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交互关系.结果 显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扮演着调节效应,即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环保信息披露的奖惩力度,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工作以及引导金融机构等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信息透明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利用上市公司专利引用数据,实证检验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的创新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缓解创新融资约束,而不是通过发挥治理作用实现的.可见,缓解企业创新融资约束是信息透明度促进创新的主要渠道.同时,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加重了管理层对短期业绩的关注并会带来信息泄露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视角,针对公众环境关注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选用 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探究了两条影响渠道：首先,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发挥作用,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这一作用渠道;其次,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生态观念发挥作用,与这一渠道一致,如果董事长是女性、更加年长或拥有家乡偏好,这一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企业透明度与科技创新

企业透明度是市场经济中企业诚信程度的标尺,是经济健康运行乃至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透明度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从财务透明度、治理透明度和组织透明度3个角度选取6个指标构建企业透明度评价模型,以2012-2016年深圳证券市场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透明度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透明度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影响路径方面,企业透明度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另一方面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透明度提升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透明度与信贷资金配置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发现:社会责任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以及更长的贷款期限,但也带来了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信息透明度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应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效应,优化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低。     

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一系列公司舞弊案的发生,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来越受到外界特别是企业投资者的关注,研究企业信息透明的影响因素也变得十分必要而且迫切。通过分析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内涵,结合中国市场的特殊环境,对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进行探讨。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以2009年和2010年具备股权再融资资格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信息透明度的角度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和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管理者越倾向于过度自信,上市公司的收益平滑度越高,因此收益透明度越低;相比非过度自信管理者所在的企业,过度自信管理者所在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更高。     

财政透明度、融资成本与地方债务风险异质性效应——国家治理的市场反应

财政透明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核心内容,本文基于城投债数据,研究财政透明度对地方债务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揭示国家治理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表明,当财政透明度水平较低时,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抑制了城投债发行;当财政透明度水平较高时,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促进了城投债发行。进一步的作用机制表明,国家治理水平将产生市场反应:财政透明度通过影响融资成本,对地方债务风险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从国家治理的市场反应入手,为合理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了新视角。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