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金融科技“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

金融科技是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导向下,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文章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赋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主要表现为绿色专利数量的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既能在“事前”提高绿色信贷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信贷供给,又能在“事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和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赋能”,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来自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补助这一调节效应在不同区域环境、不同产业环境和不同内部控制环境下的差异性表现。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产出,而且有助于促进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突破式创新产出;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间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非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政府补助在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政府补助政策,提升政府补助利用效率,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绿色财政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绿色创新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讨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综合示范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逐年增强的动态持续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综合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中表现更强,且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因此,重视绿色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激发资金配置和创新补偿效应,畅通绿色财政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渠道;提高市场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制定差异化绿色财政政策,保障政策效果精准发挥。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动力和路径的双重视角

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责任对企业施加影响,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将机构投资者与ESG、CSR投资的相关研究拓展至绿色创新领域,采用2005—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创新性地从动力和路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构收益和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动机;缓解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路径,而改善企业治理水平对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显著关系;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相较于低污染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结合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优化外部监管环境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对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各省份火电行业的面板数据出发,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我国各省份2003—2017年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构建系统SYS-GMM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改进,并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2)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滞后效应。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3)投资开放程度对全国范围内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仅对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火电行业有正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效果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