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地保护区居民生态补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645份问卷的抽样调查

水源地保护区居民对生态补偿的满意度,是反映在水源地生态补偿过程中当地居民自身利益需求与生态补偿标准之间差异的重要标志。本文作者选取山东省等12个地市的水源地保护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等方式,了解当地居民对现行生态补偿标准的满意情况,并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其满意度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水源地保护区居民的年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所得补偿越高,其对现有补偿的满意度就越高;而居民的受偿意愿越强烈、所处水源地保护区级别越高,其对现有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就越低。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农户受偿意愿研究——以钱江源头为例

农户作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关键利益相关者,设计符合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生态补偿方案,对于完善源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钱江源头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案例点的实地调查,运用选择实验法对涉及的补偿产品方案进行情景模拟与分析,利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产品方案的受偿意愿(WTA),以期为完善我国大江大河源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不同补偿产品受偿意愿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林产品补偿现金补偿就业补偿,农户获得三类补偿后自然资源经营权退出比例分别提高1.69倍、1.47倍和1.16倍;(2)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受偿意愿存在差异,低收入组受偿意愿最高为农林产品补偿,农户自然资源经营权退出比例提高85.02%,而高收入组受偿意愿无显著区别;(3)不同家庭收入结构农户的受偿意愿也存在差异,高农业收入组更易接受现金补偿,其自然资源经营权退出比例提高89.51%,低农业收入组受偿意愿无显著区别。研究认为,要以农林产品补偿为主设计多类型生态补偿产品方案,满足当地农户现实需求;瞄准主要受偿需求群体,健全精准帮扶补偿方案;提高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整合拓展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资源异质性农户的退耕还林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云南省2个县退耕还林的调研数据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有效手段,农户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评估其受偿意愿对制定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实现生态保护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云南省2个县23个村组204份退耕还林调研数据,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分析农户在不同分位点受偿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农户退耕受偿意愿为2353.4元/亩,补偿期限5年,约为现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1.5倍。农户的资源稟赋特征及主观认知是影响受偿意愿最主要因素,且在不同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差异性。在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年龄大的农户更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政策补偿和技术培训。因此,在加强生态环境重要性以及政策宣传的同时,适当提高退耕还林补偿标准,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根据农户资源稟赋的不同,实现补偿标准的差别化。     

湖南省生态公益林多渠道补偿机制研究

目前,湖南省生态公益林发展面临着过分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扶持、补偿机制僵化、林农收益较低、公益林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从给付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受偿主体四个层次提出了生态公益林多渠道补偿机制模型。给付主体为政府和社会相配合;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技术补偿和能力补偿相结合;补偿标准兼顾生态效益价值和经济价值;受偿主体涵盖林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形成政府、社会公众、企业和林农的多元互动的良好局面,由此提高和保障林农收益,激发其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的积极性。     

新疆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分析

[目的]研究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受偿意愿、受偿期望值以及影响受偿意愿的因素,以期为新疆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基于464户牧民的问卷调查,运用CVM估值法和二元Logistic方法进行研究。[结果] 78. 23%受访牧民具有受偿意愿,21. 77%牧民不具有受偿意愿。牧民禁牧受偿意愿为947. 10～1 210. 65元/hm2,草畜平衡奖励受偿意愿为508. 8～650. 40元/hm2。[结论]牧民的受偿意愿较高,受偿意愿值远远高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了解、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状况改善、政府对草原监管、受访牧民文化程度、拥有草原面积、家庭纯收入、饲养牲畜头数、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载畜量下降、补偿标准高低等。受访牧民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丹江口库区水源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保护利益补偿中最关键因素。它不仅关系到补偿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还关系到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可持续性。丹江口库区水源地保护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协调供水方和受水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文章阐述了丹江口库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现状,对其保护生态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了核算,提出构建丹江口库区水源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与运作研究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水源地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水源地生态建设与保护者的积极性。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有两个渠道,一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二是进行市场化筹集。其市场化筹集是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以水资源为载体,受益者依其消费的生态资源的数量进行付费。同时根据“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以整个水源地保护区为对象,界定生态补偿对象,同时按照其经济行为确定补偿要素,根据其在水源地生态保护中贡献的大小,在能够调动其积极性的前提下确定补偿标准。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形式上可采用生态受益者对水源地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两种形式。     

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与反思--基于各方利益主体的博弈视角

在分析生态补偿机制中各方利益主体决策行为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下两组核心利益主体的博弈模型,研究了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的"可信性问题"和相关因素变动对主体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可信许诺"使得生态补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益,要使社区居民遵守"诺言",取决于查处概率和处罚金额两方面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激励悖论"现象的存在,增加对企业的罚款从长远来看并不能真正抑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反而会增加当地保护区管理部门懈怠渎职的概率。因此,提出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构路径:以健全官员考核体系,加大惩处力度为基础;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收入为纽带;以完善法律制度,创新监管机制为动力;以明确责任主体,疏通信息渠道为保障。     

森林生态保护政策中多元利益共生的实现路径

通过剖析福建省顺昌县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收储政策的主要做法与成效,揭示森林生态保护政策中多元利益共生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政策性金融对改善政府治理效能的助益、政策"组合拳"对施策者成本-收益结构的优化以及动态化定价机制与多元化收储模式对农户差异化诉求的回应均能缓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各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冲突。最后,提出森林生态保护政策应灵活运用激励性措施,强调地方政府治理能动性与地方特色资源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相关利益者视角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涉及多方相关利益者,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该政策的态度与认知,对进一步完善该政策、提高政策实施效率提供客观依据。文章以江西省和铜鼓县、以及三都镇大槽村为三级调查对象,采用参与式调查分析方法,以受偿方的利益相关者为重点,分别对省、县、乡林业管理部门,村委会、林农以及木材加工厂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访谈、关键人物访谈、群体讨论和问卷调查,在整理相关利益者各自看法基础上,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上下游区域间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的博弈研究

基于生态补偿具有经济效应和公众参与效应的特征,通过引入博弈理论,系统研究上下游区域间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时的特征,通过定义影响博弈双方行为选择的具体变量,建立上下游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成本收益的博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若上游区域实施的策略为保护环境进而延缓经济发展,将不实施保护环境策略;若下游区域需要给与的补偿较大,将不实施生态补偿的措施;上游区域实施环境保护策略且下游区域采取生态补偿措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基础上;上游初始经济状况越弱,上游区域倾向于进行环境保护的意愿度更小;下游对上游的补偿越大,下游区域采取补偿措施的意愿度将有所减少;下游区初始经济状况越好,下游区域采取补偿措施的意愿度越高;对上下游利益相关体进行生态补偿博弈研究时,必须考虑各利益体的自身发展状况。     

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研究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探讨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生态补偿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利益驱动、决策行为和依据以及主体间交互作用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在不同情境下影响林农和地方政府演化博弈均衡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大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和策略演化方向依赖于初始状态及其演化路径,并与博弈矩阵的参数有关;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可持续性;作为项目的直接实施主体,林农的积极性与响应度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因此,应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激励机制,构建政府主导、林农参与的环境保护工作机制。     

一种改进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

将水源地保护和跨界断面水质水量生态补偿2种方法结合起来,在测算水源地保护的生态补偿时,将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列入补偿范围,扣除水源地不放弃发展引起的对下游地区的补偿。结果表明,文中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因为存在上游地区补偿下游地区的情况,低于常见的根据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补偿模型的尝试性改变减少了补偿数额,降低了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积极性,但是考虑的内容更为全面,同时也对水质监测和跨界断面水质水量生态补偿标准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福建省大樟溪引水工程原水成本核算

结合福建大樟溪引水工程的实际情况,从水资源成本、环境工程成本和机会成本三层面综合测算大樟溪引水工程的原水成本,一方面能真实反映原水成本,另一方面考虑了对水源区的生态补偿,有利于促进水资源环境的生态保护建设,充分调动水源区保护者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有利于保障引水工程的良性运营,同时也为其他引水工程的原水成本测算提供参考。     

湖北省乡村旅游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目的]构建湖北省乡村旅游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以期为湖北省乡村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方法]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湖北省六大乡村旅游发展热点片区的生态环境破坏情况、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的方式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研究构建湖北省乡村旅游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结果]恩施地区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的是生物环境,其他区域破坏较严重的均是当地的水环境。武汉、宜昌、恩施和鄂东乡村旅游区的生态补偿主体偏向于乡村旅游开发经营者,而鄂西北和江汉平原乡村旅游区的生态补偿主体偏向于游客,当地居民充当补偿主体的比例普遍偏低。武汉和江汉平原以政策补偿为主,宜昌和恩施地区以资金补偿为主,鄂东和鄂西北以物质补偿为主。[结论]湖北省六大乡村旅游发展区域生态环境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以乡村旅游开发经营者及游客为主的补偿主体和以乡村生态环境为补偿客体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该补偿机制在不同区域存在主客体和补偿方式选择的差异,这主要与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和方式有关。     

面源污染防治视角下农村土地经营方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随着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农村面源污染上升为影响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重要污染源。分析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成因,建立村集体与农户间土地生产方式博弈模型,博弈分析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的监管对农民的经营方式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政府除了要加大对污染物末端的技术治理外,更应该重视源头控制,即由地方政府运用适当的治理政策对农户行为进行调节,从而将农户高消耗、高投入的传统经营方式转为更加注重环保的生态型经营方式。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基于水足迹的大樟溪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水足迹理论与方法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应用是当前生态补偿领域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在已有水足迹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水资源相关评价指标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正,构建符合流域生态补偿情况的水足迹模型。以根据大樟溪流域生态补偿为例,核算大樟溪上游水源区以及下游受水区的水足迹,同时运用机会成本法对流域上游地区的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投入和限制当地发展而损失的间接投入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水足迹的生态补偿模型可以将流域水资源的利用情况与水生态保护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可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提供客观的方法。     

水源区生态科技发展模式研究——以广东省东源县水源区为例

针对水源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分析了制约水源区发展的因素,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建设生态工程与生态产业,构建水源区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生态科技发展模式。以广东省东源县水源区为例,分析了生态科技发展模式的应用情况,结果表明,该模式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水源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森林旅游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森林旅游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指出政府进行环境监管的概率与成本、对森林旅游企业实施的惩罚、森林旅游企业因实施环境行为为自身带来的收益及所花费的成本是影响森林旅游企业环境行为演化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建立森林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完善森林旅游环境监管体制、制定合理的奖罚制度等促进森林旅游企业实施环境行为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