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FDI就业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的数据为样本,以辽宁省和全国的数据为参照样本,研究了FDI与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关系,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利用FDI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资源枯竭型城市新增就业弱势群体的就业援助研究

在资源枯竭型城市中,新增就业弱势群体主要是指棚户区、沉陷区的失业居民,零就业家庭成员及40、50下岗人员。这一群体经济上极度贫困、心理极为脆弱。新增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了该群体的生活、心理及政治行为,而且影响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社会稳定。对此要通过严格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完善就业服务,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及社区居民服务业等措施对其开展就业援助。     

对辽宁省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出路的探讨

文章首先对辽宁省城镇实际失业率和三个产业就业弹性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并针对辽宁省资源型城市众多和第三产业比重小的现状,最后提出了以下促进劳动力就业的策略.     

资活型城市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

本文以西部典型资源型城市———甘肃省白银市的就业困境为研究出发点,探讨技术进步给资源型城市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为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探索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问题探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就业问题，对我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解决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近期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近期经济转型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各级政府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与对策

目前,我国一些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经济衰退、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对此,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好各方面矛盾,实现城市转型。转型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政府合理干预,也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资源枯竭型城市再就业途径的选择

资源枯竭型城市界定的数量标准是:按照现有开采速度和技术水平,现有资源储量可开采时间不超过设计年限的1/4,资源年产量已经下降到开采高峰年份的80%以下,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资源型城市可归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根据资源枯竭型城市界定标准,辽宁省的抚顺市、本溪市和阜新市为典型的资源型枯竭型城市,盘锦市则处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边缘,而北票市和南票区因城市较小或作为更大城市的卫星城则被称为资源枯竭型城镇.实现资源枯竭型企业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重要保障,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有力支持.     

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财政政策探讨

随着主体资源的不断减少,资源枯竭型城市必然面临转型的路径选择。在转型的过程中资源枯竭型城市受到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的困扰,需要用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构建公共政策支持系统,破解城市在转型中的困境,财政政策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对甘肃省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六点思路

我国共有矿业城镇426座，其中，178座是县级及其以上建制的城市，212座是非建制市的矿业县城，有36座县属矿业镇。它们为中国提供了93％以上的煤炭、90％以上的石油、80％以上的铁矿石和70％以上的天然气。吸纳人口3．1亿，矿工870万，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已有54个矿业城镇面临“矿竭城衰”的威胁，甘肃白银市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促使经济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就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我们在对甘肃省白银市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甘肃其他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实践，提出了甘肃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对策思路。     

消费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

文章将技术进步分解为技术效率与技术创新,并沿着成果转化、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等路径,探讨了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条件。文章认为,消费结构升级引导着资源的配置方向;沿着不同的路径,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了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生产前沿不变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效率。当发明专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时,生产者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会提高,这时,可用的科技成果越多,消费结构升级越能推动技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还能推动企业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实现技术创新。由于小企业运营更灵活、竞争压力更大,在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的市场结构中,消费结构升级更能推动技术创新;而政府主导的研发往往缺乏行业需求等信息,可能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脱节,因此,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越多,消费结构升级越难拉动技术创新。不仅如此,在开放条件下,企业还可以通过模仿去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进口越多,模仿的空间越大,这种模仿会提升技术效率,但可能会不利于技术创新。基于1999-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上述论断成立。     

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陷阱：从后发优势到自主创新

本文将垄断市场结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讨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方式转变的障碍及其成因。模型在分析企业技术进步方式选择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干预下形成的过度垄断以及垄断企业对政府的游说，造成后发国家的企业过分依赖于靠引进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结果是后发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无法向世界技术前沿收敛。然而，政府干预经济和鼓励垄断性大企业发展是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这个层面看，本文拓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资源型城市的就业与社会保障

资源型城市就业困难的原因在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较晚,缺少新兴部门的成长与发育,因此缺少新增就业机会。正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起步较晚,资源型城市遭受就业冲击的程度反而不如非资源城市严重。政府对城市下岗失业者的救助同时存在着过度保护和保护不足,而以就业促进为特征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虽然能够改善劳动者的市场地位,但却较少得到执行,为此,国家公共财政要为改变这种情况做出努力。     

金融发展与增长源泉：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

本文通过基于DEA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将中国28个省市的劳均GDP增长分解为了劳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三个部分的贡献,然后采用GMM动态面板回归技术分别检验了在1994—2003年间金融发展对这三者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加速了劳均资本的积累,但其却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金融发展通过不同的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可以解释为何“金融引导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在中国难以成立。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营商环境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模型的检验

近年来,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与决策。在学界,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技术进步的关联逐渐成为热点话题,随着各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母国营商环境对二者的关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文章尝试将营商环境纳入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模型,从母国营商环境视角阐释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2004—2020年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nsen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在母国营商环境的影响下,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存在V型关系,即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OFDI对技术进步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第二,OFDI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当营商环境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OFDI对技术进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临界值更大,新兴国家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第三,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替换指标和估计方法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最后进一步指出,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进行深层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必须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增强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技术进步的原因和性质——基于分工和报酬递增的研究

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技术进步源于劳动分工,分工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其中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演进的速度。技术进步能够导致报酬递增的结果,所以分工的演进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新疆当前就业形势分析与对策

2010年张春贤书记提出当前要重点解决三类群体就业问题:一是零就业家庭就业;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三是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当前,新疆就业工作产生了新的亮点,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本文对当前新疆的就业形势进行了分析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新疆当前就业形势及存在问题分析

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2006年新疆就业形势好于往年,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增加的矛盾突出;劳动者素质与就业需求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大中专毕业生尤其是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解决新疆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Youth Employment in South Kore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tent to which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youth employment are related. In doing so, we divide workers into two groups – young workers and old (prime-aged) workers - and then estimate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physical) capital and workers à la Jaimovich et al. (2013. “The Demand for Youth: Explaining Age Differences in the Volatility of Ho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7): 3022–3044) by using the Korean labour market data between 2000 and 2014.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is greater (or at least not smaller) for young workers than for old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