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

在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分法、变异系数分析法、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等方法探索了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80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2010年,中部地区分类城镇化差异呈现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省域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表现为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2自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差异总体呈现减小趋势,但这并未带来城镇化协调度的稳步增高,而是整体降低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3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内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然而京九段等经济带所辖城市虽形成经济协作关系,但在城镇化协同发展上还未显现明显规律。4中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部重大经济战略体的形成、产业转移承接及集聚要素创新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新疆城镇化过程特征与评价——基于对两种指标体系对比分析的视角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疆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将综合评价结果与新疆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判断新疆人口城镇化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所允许和要求的城镇化水平是否协调,并结合新疆1978年以来城镇化发展过程,从实证的角度去分析、探讨新疆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得出结论。     

区域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评价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是人的城镇化与要素城镇化。本文通过对内蒙古的历史及现状分析后认为,虽然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但仍存在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分布不均等问题。通过构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环境城镇化等健康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2年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省际综合评价和内蒙古区内12个盟市的综合评价,最后给出内蒙古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从城镇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设施四个方面构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甘肃省1996年和2009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聚类法和空间自相关对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及分异进行分析。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综合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强集聚分布格局。两时期城镇化水平"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始终未改变。区域发展条件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是甘肃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空间分异产生和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关键因素判别

以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区域,选取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相关统计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二者耦合效应中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波动上升,二者间的相对发展状态由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逐步转为城镇化发展相对超前。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由初期的失调发展,经过渡发展最终转为协调发展。其中新型城镇化指标中的人均GDP,生态环境指标中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及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     

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

为了能够比较科学地评价我国各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采用因子分析法对16个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将影响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因素归纳为三个因子,分别为收入因子、资本投入因子和对外开放度因子。实证结果表明,中东西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极为不平衡的格局,今后要在投资力度和产业结构调整上更加注重向中西部倾斜。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就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扩大内需,提高经济运营效率,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基于经济、制度、社会视角

将制度因素加入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中,并使用200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综合考虑指标权重和时间权重,采用综合赋权法从经济水平、制度质量、社会发展三个层次对各国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别从时间、空间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地区的发展质量和时间演变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东欧地区整体质量较高,中亚、南亚地区整体质量偏低。中国排在中上位置,经济因素得分最高,制度因素得分最低。对各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进行同步化分析,发现大部分国家属于质量同步型。     

中国省际城镇化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异

以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省际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综合城镇化水平超前和滞后的省域在东西部之间交错分布,并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城镇化超前而西部地区城镇化滞后的空间分异格局;②省际尺度上综合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空间依赖性;③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省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模型的系数值为负,表明省域之间综合城镇化水平存在"跷板效应"。因此,在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前提下,政府应适当提高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配置能力。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及其各州市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5类包含14个具体指标的综合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对甘肃省及其各州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河西地区普遍高于河东地区,重要城市发展水平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创新驱动”视角下的研究

文章基于"创新驱动"视角出发,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层面构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质量。同时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构建VAR模型和协整检验,揭示创新驱动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河西走廊城镇化网络空间的特征分析

文章建立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河西走廊地区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得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三个公因子,计算该地区的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空间探索数据分析法(ESDA)分因子分析该地区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嘉峪关和金昌的城镇化综合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武威和张掖的城镇化综合水平较低;2005年呈现空间分布相对分散,2010年与2015年呈现出以嘉峪关和金昌为"城镇核心"的中心——外围分布态势。     

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度分析

本文利用熵值综合评价法和耦合法,研究了2002—2011年西北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总体上,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不够高,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西北民族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城镇化超前,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勉强协调发展特征;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度存在区域差距,但呈趋同趋势;就土地利用而言,发展大中型城市有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政策建议:若要集约土地利用,则应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广泛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与空气质量——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04—2019年中部地区6省及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空气质量现状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评价,并探讨时空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2004—2019年,中部地区(1)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与空气质量均有所提升,但省份间差异较大。(2)三系统的总体耦合水平处于磨合阶段,有逐步向好趋势,但空间格局并不均衡。(3)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提升趋势,但多数省份仅达到中度协调;各省份协调度可划分为两大梯队,从不协调原因溯源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型是主导。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带动作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适度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促进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和协调发展。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了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体系,将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人口、产业及卫生城镇化、居民消费城镇化、科学教育城镇化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四个因子;然后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各细分后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产业以及卫生城镇化、居民消费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绝大多数省份居民消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东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科学教育城镇化,中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而西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人口、产业以及卫生城镇化。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南疆铁路沿线地区城镇化特点及其发展趋势预测

回顾了南疆铁路沿线五地州的近18年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及其发展变化情况,从城市化水平这个侧面来分析了五地州的城镇发展状况;同时,根据五地州1990—2007年的统计数据,选取综合城市化水平测量指标后,利用SPSS统计学软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了非农业人口及总人口随年份变化的回归方程,陈述了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分析了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限制因素;在对总人口及非农业人口的变化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对南疆铁路沿线地区将来20年的城镇化发展进行拟预测及分析,最后拟提出加快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促进城镇化快速、持续、全面发展的建议。     

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状况的测度与评价——以35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例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常态,我国城镇化发展亟需转变理念,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从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速度适中、水平适当、布局合理、城乡协调、发展可持续等五个基本要求。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11年的数据,对我国35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城镇化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这些城市的城镇化健康状况整体水平不高,且在城市之间的差异不大,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规模、不同人口密度的城市城镇化健康状况分布不均衡。这一结果与我国城镇化健康状况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因而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且地区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

界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内涵,构建了包含城镇化、信息化和技术创新、社会福利、资源环境四个子系统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采用2003—2010年的数据,对其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进行熵值法测度,并对其可持续性进行象限图评价,最后结合子系统的得分及权重探究可持续发展的原因。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下降的趋势,杭州、常州、苏州、湖州、嘉兴五个城市的城镇化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2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较高的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都属于大型城市,但上海、南京城镇化由于有限的社会福利、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而杭州、苏州因资源环境的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强;3资源与环境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促进整个区域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应结合子系统演变规律针对不同类型城市提出不同城镇化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