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历史回眸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开创了20世纪50年代的廉政风气和淳朴的社会风气.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建立了一套极富权威效率的反腐领导机制和当时进行的一系列法制建设,可资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借鉴.     

"硬指挥"与"软指挥"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很直率地说：“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编者按]     

用“身影”指挥还是用“声音”指挥

本文揭示了用"身影"指挥和用"声音"指挥二者之间辩证的规律性联系,指出作为领导者如何交替运用"身影"指挥和"声音"指挥,体现了其领导的艺术水平和领导的能力。     

建国初期毛泽东“三农”思想观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问题的论述是其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重读其论述，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及其根源

由于实践发展的不成熟、思想材料不充分、苏联模式的影响等原因,使得毛泽东三农思想凸显了内在矛盾性。这些矛盾性主要表现为:注意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却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提出工农并举,却过于强调和急于实现工业化;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却混淆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区别;明确了城乡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在实践中却陷入平均主义。     

毛泽东“积累—消费”平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启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积累—消费”平衡思想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他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方面思考新中国政权如何巩固发展,指出只有积累和消费实现平衡,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才具有稳定性。毛泽东强调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积累和消费离不开商品经济,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尊重商品价值法则,使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此外,国家要积极发挥作用确保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都要制定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毛泽东“积累—消费”平衡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经济战略,对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难题怎么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怎么办,对全球经济格局走向怎么把握,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     

驳高华“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未把握1928年宁冈洗党要旨的基本历史依据,却认定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始作俑者;1950年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与赣西南肃AB团无关,而是为落实当时中央文件精神,书中却毫无历史顾忌地认定二七会议为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表述了与史实完全不相符的结论性语言。     

“大跃进”运动的教训

认真回顾“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此间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对于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关于保护的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政策

本文以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某些“左”的错误为背景，论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敢于正视错误，深入调查研究，集中全党智慧，为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方针和政策，从而使全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论在进攻还是退却中，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发展县域经济的启示

介绍了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四个阶段以及＂新村运动＂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市农村间差距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期间所采取的支农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农民培训政策。最后提出了我国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所能借鉴的经验,主要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培养新型农民。     

从“新圈地运动”看社会权力失衡

运用权力视角,对城市化拆迁场域中的各方利益主体进行了权力配置分析。跳出社会决定论的思路,将拆迁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视为＂行动者＂而非制度结构下的行为选择者。在＂新圈地运动＂中,对各方的利益主体的行动策略加以分析。尽管制度安排对于维护程序正义和弱势群体利益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出现对于过大的权力资本的制约机制,法律、政策仍然会成为权力占有者的行为合法化工具。     

1948年槟城的“分离运动”与“逃遁的”华侨民族主义

本文从社群主义的视角,通过分析1948年发生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分离运动”,展现华侨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发生转变的历史实践过程,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对多元族群国家的解构和重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文章认为,槟城华人的社群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48年的分离事件说明,民族／国家以“公民权资格”作为工具来调整社群关系,如果携裹本土民族主义的意志,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群边界的强化。作为少数民族的族群常常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释放出地方性社群主义的认同意识,尽管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体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无疑会削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分离。     

社会医学和“红”“专”冲突

本文将毛泽东时代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的经验置于社会医学的脉络中。社会医学认为,疾病既是一种生物学的现象,也是特定社会条件的结果,而且后者的影响更大。想要持久地提高人口的健康状况,需要推动政治层面的根本变革,不断消除疾病的社会根源。本文指出,毛泽东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其不仅实践了社会医学的一般理念,还进一步思考了潜在的危机及应对方法。苏联和智利的案例证明,若不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下“专”与“红”的矛盾,社会医学将难以为继。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制度设计,正是通过正式经济关系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安排克服“红”“专”冲突的有益尝试。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医学陷入停滞和退却,并不意味着之前探索的失败。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双重背景下,重启社会医学的探索势在必行,而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将为此提供坚实的本土经验基础。     

“两广事变”后的广东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是“两广事变”后广东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活动。此次国语运动的声势与规模前所未有,达到了民国时期广东国语运动的顶峰。但是,这次国语运动并没能对广东普及国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次国语运动是广东当局为适立广东新形势变化而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     

中国新山寨运动--咱们“山寨”有力量

对独创的自信和执迷,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独一无二性,但在近代也大大拖慢了我们融入世界大潮的后腿。像鲁迅“拿来主义”那样坦然而开放的胸襟和气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似一种空谷足音。我们甚至会嘲笑日本人是模仿的动物,却看不到他们模仿背后的真正动因,更忘掉自己甚至连模仿也已经不会,却美其名日不屑。     

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理想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树立大寨为农业战线的典型,继而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文章认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寨的做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理想。他希望通过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他探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重大尝试。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一、“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密切结合 “德”、“法”之争，古已有之。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德治”与“法治”，“礼治”与“刑治”，“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的争论异常激烈，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存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德治”，提出要“为政以德”；但孔子也曾提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法治”，提出要“以法为教”，但韩非曾提出“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原则，强调道德舆论的毁誉必须与法的赏罚相协调。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而苟子则认为但靠赏庆刑罚不能尽人之力，教化不足万能的，主张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总之，古人在如何处理德刑关系上，主要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德刑结合”几种观点。事实上，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作用。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

本文拟通过“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行为的分析,考察大规模学生群体行为发起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尤其是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的变化特征,以及学生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关系变化,探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基本模式形成的影响,并说明群众运动中某些普遍存在的现象。     

浅谈会计职业的“法治”与“德治”

会计职业是法治好还是德治好?首先应厘清二者的概念及其关系。会计职业实行法治或德治各有优势,规范会计职业行为需要法、德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