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

以技术为主要解释变量,可以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互动的角度分析技术与霸权兴衰之间的关系。市场寻求财富,国家寻求权力。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互动,既有张力也有统一。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出现于两种情况:其一,技术周期更迭且新技术研发滞后。其二,霸权国比较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上升。为了护持霸权,主导国会基于国家逻辑"校正"市场逻辑。然而,"天平重心"偏向哪种逻辑并不必然决定霸权兴衰的结果。未来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各国会更加强调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带来诸多新挑战,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格局。大国之间的冲突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有诉诸国际交流与合作,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挑战并共享发展与繁荣。     

社会“内卷化”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财富逻辑——基于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分析

马克思财富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的主体实践性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创造财富的目的是实现财富增长以及人的自由和独立;财富既是生产力的载体,也是生产关系的载体。财富生产和财富权力相互作用,构成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财富关系。社会“内卷化”的矛盾根源在于宏观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循环体系下行,不足以支撑微观财富权力的无限膨胀。社会“内卷化”是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存在的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财富逻辑已经演变为以财富消费为核心,表现财富生产、分配和交换关系。要解决社会“内卷化”问题,需沿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财富逻辑制定并实施相关措施,包括树立马克思人本财富观;调节资本权力与劳动权力的关系;建立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体制;扩大公共财富规模,建立公共财富共享机制。     

法国晚期重商主义实践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出发点。从经济思想中的“社会”上看,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主要研究了国家与财富的关系和权力与财富的关系。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财富的多少则取决于货币的多少,因而,应当让别国的货币流入本国或本国的商品输入别国。同时,他们也认为,财富和权力不能分开,财富对权力的维持和行使起作用。     

竞争、合作与产业组织演进

产业组织不仅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垄断关系,而且表现为合作关系,合作是产业组织的一个基本行为特征.随着技术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组织处于不断演进中,不同时期产业组织呈现出来的竞争与合作特征有所不同.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维度,探讨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演变过程及产业组织的基本演进.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悖论探析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美元化形成机制与去美元化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了美元化的形成机制、现实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从金融化角度来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黄金-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体系以及制度-美元体系三个阶段；其中，制度-美元体系即全球金融化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以金融化为纽带实现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融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的美元国际货币权力进一步扩张；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主要以美元化方式实现，而全球美元化通过商品金融化、技术金融化和制度金融化等三重金融化机制实现，其中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形成基础，技术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剂，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根本保障；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元化给外围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外围国可通过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止技术金融化、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三化”改革的危害等方式去美元化，中国须关注国家对本国金融权力的掌控，应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作为去美元化根本战略。     

隐形的翅膀：美国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作为

市场失灵理论和科技创新的新发展趋势、国家竞争战略的实践，都为科技创新中政府作为的普遍存在提供了较好的注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的美国也不例外。从投入、产出和政企合作三方面对科技创新中美国政府作为的考察表明：美国对科技创新的政府干预一直存在，并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融合的趋势；由于政治策略和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需要，美国政府干预具有长期隐形的特点。     

区域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一、我国推进区域治理的必要性 (一)全球视角: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治理的演变20世纪30年代以来,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经历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这些国家开始认识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市场失灵".此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介入经济发展,通过政府的干预行为来克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采用集权式的政府管理,东亚经济的腾飞似乎向世界宣布: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中国大企业成长的机理分析

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否强大与该国大企业的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一国拥有大企业的数量越多，则该国经济实力也就越强。从世界500强的数据显示来看，我国入围500强的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营业额来看与经济发达国家的相比还是有着很大差距。中国自入世以来，面临着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大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经济实力的较量。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剧．中国的企业不得不在国内市场直接与世界大企业展开面对面的竞争。在这种外在环境的竞争压力下，中国不得不审视自己大企业的发展。发展大企业实际已经成为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大课题。综观研究企业成长的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对大企业成长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为背景，     

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建设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快速发展,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主权财富基金由国家拥有和控制,其投资行为有时可能会反映政府的政治选择,这必然影响到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这使主权财富基金逐渐成为国家权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了国家运用权力的经济手段。但在大国仍然是国际关系格局的主导者,主权财富基金自身实力还比较弱的现实面前,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影响仍十分有限。     

霸权护持与超越——高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以半导体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竞争是中美两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与工业化时代不同，在全球分工深度融合发展的当今时代，中美高科技产业竞争是一种融合了技术竞争、制造能力竞争和市场竞争的混合竞争，综合体现为对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争夺。通过构建技术、制造能力和市场“三位一体”的全球价值链权力模型，从理论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中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竞争的本质，霸权国的权力垄断形成于对三者的体系性控制，但崛起国的后发优势则使其有机会通过技术撬动、制造能力提升和市场权力俘获而改变价值链中的单极权力结构，形成与主导国的权力平衡和对称性竞争。日美和中美半导体产业竞争的不同境况对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日本通过技术赶超和制造能力提升实现了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但市场权力的缺乏使其无法形成对该产业的体系性控制，从而在面对美国霸权胁迫时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制造能力和技术能力虽然还处于赶超阶段，但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使其能够与缺乏制造能力的美国形成双向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最终实现与美国的平等竞争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发展的思想源流与实践动力,其世界观强调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方法论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改良主义。起初,自由主义以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为手段,致力于遏制政治权力扩张。然而这一观念走到极限,使得垄断资本在镀金时代凌驾于美国民主政治之上,最终引发经济社会危机。此后,实用主义式的改良主义对上述观念进行了修正,进而揭示出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间的一项悖论:前者将个人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后者却看到了其局限。结果是,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实践中衍生出了两种变体:民主党式变体即当代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权力扩张也会损害政治民主,改良的目标应为市场监管与经济平等;共和党式变体即新自由主义则宣称财产权是支配性的,政府无权干预经济。上述两种自由观念的张力推动美国政治形成了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之先后经历了以政党"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新政时代及以政党"对等极化"为特征的新镀金时代。基于此,作者认为,美国政治演化的动力在于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由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来的观念张力与政治二元结构,其深层逻辑则在于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有着难以解决的悖论。"特朗普现象"就是这一悖论在新镀金时代终结时的产物。     

美元化形成机制与去美元化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了美元化的形成机制、现实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从金融化角度来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黄金-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体系以及制度-美元体系三个阶段;其中,制度-美元体系即全球金融化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以金融化为纽带实现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融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的美元国际货币权力进一步扩张;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主要以美元化方式实现,而全球美元化通过商品金融化、技术金融化和制度金融化等三重金融化机制实现,其中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形成基础,技术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剂,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根本保障;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元化给外围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外围国可通过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止技术金融化、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三化”改革的危害等方式去美元化,中国须关注国家对本国金融权力的掌控,应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作为去美元化根本战略。     

最低工资政策——从“要不要”到“如何做”的研究文献述评

本文选取最低工资政策研究领域较为突出的自由主义视角和国家干预主义视角,基于两者背景与逻辑的回顾与评价,以期望重新审视最低工资政策的作用与价值,为最低工资政策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与定位提供一些参考与建议。     

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与综合应用

随着国家的发展,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越加紧密,政治能影响经济,经济亦能影响政治。所以在国家发展的历程中,政治经济学的推出及演变,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新的领域。而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推出的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两者有所不同、又有所相同,科学比较两者,合理应用两者,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基于此,文章将着重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与综合应用。     

制度下乡:国家政权建设下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建构

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从历史的逻辑看,村民自治组织的成长是国家政权建设推动的结果。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国家政权提供一套完善的制度,推行制度下乡,主要是规范村"两委"关系、建构有效的民主治理机制和规范国家行政权力和自治组织权力之间的关系,实现多元参与主体合作共治的村民自治秩序。     

社会保障:由公共走向民营?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论先后占居主导地位，最近的“市场增进论”则客观地揭示了两的关系，指出两应该有效结合，社会保障的公共性强调要由政府实施统一管理，而准公共性又意味着可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社会保障的发展应由政府承担主导责任，并创造条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提高效率。     

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性探讨

反垄断法是一个国家竞争政策法律化的体现，它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亦即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从2008年8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在即将实施这部“经济宪法”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两者之间的冲突，合理利用两者的共同目标，是政府层面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反垄断法在将来的经济管理中面临是否能有效实施，同时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良好竞争秩序的实现，更关系到在WTO框架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