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基于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

将融资约束、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三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2012—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及风险承担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显著负相关;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呈显著正相关;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企业风险承担在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融资约束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家族承诺何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

企业创新创业活动具有很强的风险承担属性，创新创业研究离不开对风险承担的关注。本文考察家族承诺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基于2015年全国范围内非公有制企业调研，对877个家族企业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承诺正向促进企业的风险承担，企业长期导向在家族承诺和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通过引入企业长期导向，文章弥补了家族涉入到企业产出之间"缺失的一环"。与此同时本文验证了企业长期导向在中国家族企业情境下，并非有碍而是促进了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寻利还是寻租——补贴制度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文章首先根据现有研究对市场中存在的功能性、选择性两种类型的政府补贴进行区分,并运用固定效应、logit与tobit模型研究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政府补贴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特征;通过对企业是否具有寻租行为与政治联系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化下,选择性补贴具有寻租性,会占用生产性资本,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功能性补贴具有寻利性,普遍易使生产投资过度;在产业层面,通过研究两类补贴的分布特征对行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竞争性,通过logit中介效应模型与交互项检验,发现前期选择性补贴由于提高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增加了市场份额下降的可能性,从而市场竞争性降低;然而,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因此,市场竞争机制易被人际关系化下的选择性补贴扰乱。     

试论企业应收帐款的风险管理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除了依靠产品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广告等增加市场份额之外,赊销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但在传统的应收账款管理模式下,很多企业因为赊销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而采用财务风险管理的一些经验对企业的应收账款进行风险管理,无疑是降低风险、避免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     

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如何影响其绩效

企业将短期资金用于长期投资使得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对其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文章以 2007-2021年沪深 A 股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红皇后竞争理论考察这些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是如何作用于多市场接触并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同时引入竞争经验这个调节变量，对市场竞争的情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研究发现：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多市场接触在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竞争经验在投融资期限错配与多市场接触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并弱化了多市场接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也为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投融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与参考。     

ESG 表现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A 股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22 年沪深A 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ESG 表现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ESG 表现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分项的检验结果表明,E（环境）、S（社会）与G（治理）因素均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 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效应主要在资源获取较为困难的企业主体中更为显著,具体表现为当企业处于弱竞争地位、高竞争强度的市场中,且受融资约束的水平较高,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ESG 表现的积极反馈提升了其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结论对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ESG 披露框架、规范披露要求、通过政策引导充分激发企业履行ESG 责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通过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手工搜集整理中国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CFND）中的网络媒体负面报道次数，实证检验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会增加审计延迟，这一效应在非行业专长子样本（Expert=0）的样本中显著存在。在控制了内生性偏差后，结论依旧不变。进一步研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延迟的影响机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会通过提高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度对审计延迟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当企业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次数增加时，审计师为降低审计风险会选择加大审计资源的投入，审计延迟随之增加。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Extreme heat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Does extreme heat have causal effects on exports? If so, how do the effects evolve? This paper exploits monthly fluctuations in the number of extremely hot days within a city to identify their effects on firm-level exports in that city. We find robust evidence that hot temperatures have persistent adverse effects on firm-level exports. Specifically, export losses gradually arise following a heat shock, beginning from an undetectable impact and eventually accumulating to a larg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An additional >30 °C day in a month could generate cumulative losses up to 0.83% of a firm's annual exports twenty-four months late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xtreme heat are mainly through its adverse impacts on the firm's investment, capital, and production output. Capital-intensive sectors and FDI-related enterprises are among the most affected by high temperatures.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no-recovery” hypothesis after weather extremes and hav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山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

与以往的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同,本文以国际代工特征显著的江苏省昆山市为例,利用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调查数据总结了其转型升级的成就,并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可能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能减少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对外需市场依赖越小,企业越容易转型升级;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反而会使企业陷入对国际代工模式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强度与出口倾向和附加值水平都显著负相关,说明创新能力提高固然可以改变制造业企业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但可能要发挥长期效应才能有助于价值链升级;工资水平对附加值和出口倾向影响的显著性水平都较低,说明价值链升级可能弱化了要素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了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于民营企业，这种提升作用只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中；通过检验沪深港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路径，发现沪深港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两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边界作用。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企业加快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政府部门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     

FDI与企业技术"低端锁定"

文章利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FDI对企业技术选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可以提高合资企业技术水平,却降低了与合资企业同在一行业的非合资企业技术水平,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相关技术.负向外溢效应证实了FDI可能通过"市场窃取效应"导致与合资企业同在一行业企业技术选择的"低端锁定".同时文章也发现,FDI还降低了与合资企...     

技术导向与市场导向的战略协同研究

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无疑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但是,由于高技术行业具有高风险、高竞争、高成本等特征,能否进一步获得顾客关系、企业品牌等市场基础资源成为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1五年的相关数据,采用逐步扩大检验期间的方法,分别对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两种战略行为及其协同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技术导向对企业营业利润率、市场价值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市场导向对企业市场价值没有显著影响,但对营业利润率具有逐渐增强的正向影响。对营业利润率而言,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具有协同效应,采取高技术导向和高市场导向相结合的战略的企业绩效更好。     

融资结构、债务差异、扩张能力与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绩效

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表现为债务融资水平偏高。长期债务融资比重偏低、短期债务融资水平过高加重了企业破产风险。债务融资水平与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资本扩张能力呈正向协同趋势;长期债务融资比重与企业盈利能力和股本扩张能力呈正向协同趋势,而与企业营运能力呈负向变化趋势。应发展债券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立法、推动国有股减持和民营资本介入、适应产融结合趋势、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长期融资比重以发挥债务融资的正面效应。     

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均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在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区分高技术行业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技术行业显著,而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则在高技术与非高技术行业均显著。     

要素市场扭曲、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企业出口

文章基于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厂商出口决策模型，利用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要素市场扭曲角度分析交通设施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入国内市场固定成本大于进入国际市场成本时，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聚焦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进一步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非国有部门企业的抑制作用更突出，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有助于带动非国有企业的出口。研究结果还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数量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企业更大。这一结论不受内生性的影响。     

税收负担会阻碍企业创新吗?——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文章以税务稽查系统的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作为政策实验，利用上市公司2006-2016的年报数据，在双重差分模型下研究了"金税工程三期"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上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下降。进一步探讨内在机制，发现"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税三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创新型企业和现金流不充裕的企业中，并且与"金税工程三期"试点版相比，"金税工程三期"优化版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这表明，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阻碍企业创新，政府应当适当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促进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