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三孩政策”是我国为改善当前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而实行的调整生育政策,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政策举措。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本文构建理论框架,分析“三孩政策”的执行过程,发现“三孩政策”的政策体系尚未完善、政策执行主体力量薄弱、适龄生育群体自身的生育不友好形态、“三孩政策”配套服务不完善等制约因素。改善我国当前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需要从优化政策设计思路,丰富政策内容;提升组织机制层次;提高适龄生育群体生育及再生育意愿;建立健全政策相关配套服务等方面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友好型生育环境,以破解“三孩政策”实施所面临的困境。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长江禁捕政策议程分析与展望

[目的]长江流域内水生生物资源骤减给长江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政府、社会和民众的高度关注,长江禁捕工作迫在眉睫,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保护长江生态系统的政策。[方法]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是剖析政策过程及其政策影响的重要工具,多源流理论能为我国长江大保护政策过程提供新的解释角度。文章以长江禁捕政策议程为载体,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分析了长江禁捕政策议程。[结果]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提出对长江禁捕政策过程优化路径,在问题源流上对退捕渔民生存保障制度和长江资源利用方式进一步完善,在政策源流上提高政策储备,在政治源流方面加强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首次开启政策之窗后的基础上继续积累、寻找和创造新的政策元素,以期推动政策之窗再次打开,促使长江禁捕工作有效的实施。[结论]对长江禁捕一系列相关法规和政策进行梳理并提出要不断推动和创新长江禁捕政策,我国政府需要在合理的范畴内再次实现政策之窗的打开,形成新的长江大保护政策议程。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执行障碍性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三权分置”是现阶段农村土地治理的重要公共政策,其顺利执行对形成高质量政策绩效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以政策本身、目标群体、执行机构为主体分析 “三权分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探讨政策实施进程存在的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矛盾、利益相关者政策认知不明确、执行机构目标偏差等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完善“三权分置”相关法律法规;(2)做好政策宣传,提高农户对政策的内容认知、权益认知、目标认知,真正做到让农户主动地、自发地接受政策;(3)明确界定层级政府间各主体利益,确保“三权分置”取得更好的执行效果。     

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情况及建议

垃圾分类指按一定的规定把垃圾进行分类搬运、储存和处理，从而转变为社会公共资源的过程。本文基于史密斯模型对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退耕还林政策执行差距——以县林业局角色分析为例

政策执行差距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从县林业局在执行该政策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协调权力、问责机制和能力四个方面剖析了产生政策执行差距的诱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建构和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结构,鼓励社区和民众的参与是缓解政策执行差距的重要因素。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探究退捕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利于政策主观绩效的提升。方法 文章以在全国率先实施禁捕补偿政策的贵州赤水河流域和湖北洪湖流域的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探究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1）政策认同和生计结果的缺失分别为解释禁捕补偿政策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的必要条件。（2）存在引致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两种条件组态,其中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是影响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提高禁捕政策满意度中发挥核心作用;（3）存在4种引致低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条件组态,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缺失在各自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使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验证。（4）根据条件因素的可控性,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提高补偿资金发放时效是有效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最佳策略。结论 多重条件间并发协同效应的存在揭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对政策宣传和补偿资金发放工作“两手抓”是提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必然选择。     

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在我国总体的社会保障中,农村社会保障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内容,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农村经济振兴发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农村的重要基础,是建设城镇、乡村共同协调发展的关键措施,因此对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采用文献分析、定性分析等方法,对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措施,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     

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目的 对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的演进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研究,可为政策优化提供决策参考,对“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聚焦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演进,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2017—2021年中央出台的93份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结果 （1）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经历了政策发端期（2017—2018年）、政策爆发期（2019—2020年）与政策转型期（2021年）3个阶段。（2）政策颁布主体和政策文种构成随着政策演进发生变化,政策强度和效力呈现“弱—强—弱”的变动趋势。（3）需求面政策工具较为缺乏,不同阶段的政策实践路径具有明显差异。结论 提出政策优化方向,首先,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完善长江禁捕退捕管理长效机制;其次,充分发挥部门机构和政策文种的功能作用;最后,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增加部分稀缺政策工具的使用。     

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目的 渔民作为禁捕补偿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探究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作用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文章通过构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背景下渔民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江苏、安徽和湖北3省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估算路径系数,测算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 从直接效应上看,政策对促进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结果改善有显著影响,对于抑制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有显著作用,但对就业排斥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上看,政策能够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效应上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结论 生计资本是渔民生计内生动力,对生计结果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须继续加大对生计资本建设力度;社会排斥是渔民生计发展的外部阻力,须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渔民政治、就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权利。     

“双减”政策现实困境与破解

2021年7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实施过程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双减”政策实施手段单一、执行机构的执行效果不能达到预期、学校家长和学生对“双减”政策认识不全面和缺乏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等。本文以史密斯理论模型为切入点,对“双减”政策执行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我国“双减”政策的执行落实提供一些思路。     

长江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测度——以湖北省9个地区为例

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的保障水平是否适度是衡量制度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长江退捕渔民能否真正“稳得住”的关键一步。文章以湖北省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利用扩展性消费模型（ELES）构建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模型;随之测算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与退捕渔民城乡居保的实际替代率,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养老金实际替代率偏低,未达到适度水平。为保障退捕渔民日常生活需要以及生活水平不受影响,提高其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必要性。结合湖北省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实施状况,笔者建议应科学设计退捕渔民养老保险,适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参保激励机制,促进退捕渔民长缴多缴等。     

农业基层预算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及建议——以A单位为例

本文首先介绍了作为案例单位的农业基层预算单位A,结合该单位近四年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原因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为今后预算执行细化管理提供一些思路。     

河南省河长制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优化建议

河南省政府积极响应十八大精神,以保护河湖生态为重点工作任务,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河长制。然而,实施河长制的政策过程中遭遇不少困难,仍有若干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河南省河长制政策为核心,分别从理想化的政策、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维度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权宜性执行:村级组织政策执行与权力运作策略的逻辑分析——以陕南L贫困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

本文把某些村级组织根据不同场景定义和情境逻辑选择并采取各类具体的、短期的、人格化的策略、技术、手段和方法来执行中央政策指令和完成上级政府下达任务的行为概括为权宜性执行。通过构建主体—场景(情境)—行为分析框架,以笔者驻村扶贫的L村政策执行为个案,本文对权宜性执行行为生存和发展的逻辑机理从环境空间、社会基础及内生动力方面加以梳理和阐释:政策设计与执行分离的运行机制、组织运行资源与激励强度失衡的科层结构以及虚置的考核监督机制为权宜性执行生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空间;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村民淡薄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孱弱的参与能力为其生发提供了植根的社会基础;政策执行主体尴尬的角色定位和自利性的利益权衡为其生发提供了充分的内生动力。     

种植业比较优势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依据比较优势理论，运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对四川省2001-2003年种植业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其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种植业生产中，稻谷，玉米，豆类，薯类，油菜籽，甜菜，烤烟和茶叶等生产具有效率比较优势；稻谷，薯类，油菜籽，黄红麻和茶叶等的种植具有规模比较优势。总体来看，四川省在稻谷，薯类，油菜籽，黄红麻，烟叶和茶叶等的种植生产上具有综合比较优势。     

政策多变与应对失矩——基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的个案解读

政策特征和主体互动是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甸德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为个案,解读政策执行困境的生成逻辑。从基层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是多变的。基层政府和建房贫困户在应对政策变动的过程中,不能承受和解决政策变动带来的执行困难,双方互动的逻辑由互惠变成缺位和依赖。由此,政策执行在基层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政策多变引发的政策执行困境,侵蚀着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加剧了建房贫困户的生活困难和负债风险。要走出困境,应当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吸纳基层行动者参与,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困难,维护基层行动者之间的均衡互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扭曲分析 ——基于尼斯坎南修正模型的视角

在尼斯坎南模型基础上,基于中国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并结合收入和成本分析,测算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扭曲程度。分析表明中国土地财政、国家垄断征收权、土地指标管控制度等通过影响模型中的收入和成本,进而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因此,今后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着眼于降低地方财政依赖、加大推行多元化主体的供地方式、建立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土地指标交易市场。     

草地禁牧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以新疆为例

新疆从2003年开始实施草地禁牧政策并在恢复生态、转变生产方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牧民认识不足、人工饲草料地面积严重不足、饲草料不够、政府执行和监督力度不大、草原禁牧补助及相关的补贴标准低等原因,许多牧民无法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重返游牧生活,已经逐渐开始恢复的草原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禁牧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本文以新疆富蕴县等六个典型牧业、半牧业县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禁牧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村民自治下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问题分析

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因监督意识淡薄、法律规范不完善、奖惩机制不健全而出现委托人监督缺失、代理人自我监督乏力,政策对象监督失效等现象,这不种于村委会权力的良性运行和村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强化监督意识、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耕,完善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体系,确保监督主体的独立性、监督过程的合法性、监督结果的有效性,以提高村委会政策执行效车,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惠农政策执行效力提升的阻滞因素及对策研究——以国家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

惠农政策执行效力是指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调研发现,政策普惠性程度不高,政策执行不确定性很大;部分政策方案科学性不强,政策执行效果难以保证;农民对政策知晓程度不高,农民主动参与严重不足;政策执行激励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机构积极性不高;特惠性政策执行效率低下,削弱了农户的申请积极性等因素制约了惠农政策执行效力的提升。因此,必须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强特惠政策普惠化,增强政策执行效果的确定性;针对农民现实情况,加强政策宣传,发动农民参与政策执行;健全政策执行激励机制,增强执行机构的积极性;建立以执行需求为导向的组织体系,促进农业公共服务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