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禁止土地调整与妇女土地权利保障-基于浙江和陕西的经验

本文发现1958年两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工业"大跃进"和粮食"包干制".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包干制诱导粮食主产区在正常年份通过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当面临1959年和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时,这些地区遭受饥荒的冲击也越大.本文利用历史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地区的粮食销售也越多,对本地粮食的征购也越彻底,进而死亡率也越高,并且这些效应在饥荒年份更加明显.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评述此期<经济学(季刊)>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两篇论文,并提出一个"大跃进"期间,国家集权、计划经济失误和干部政治行为相互作用,促发并加剧大饥荒的思路.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评述此期《经济学（季刊）》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两篇论文,并提出一个＂大跃进＂期间,国家集权、计划经济失误和干部政治行为相互作用,促发并加剧大饥荒的思路。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and Sen's entitlement are two leading approaches in understanding causes of famine. Previous research based on case studies has given independent support to each approach.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by considering jointly the urban bias and the decline in food availability as causes. We find that both factor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increase in death rates during this famine. To our knowledge,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econometric study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famine causes using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中国农业发展——回顾与思考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经历了从传统市场经济转向人民公社，然后又从人民公社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变革。在此期间，农业的发展解决了自古以来就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本文封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并探讨了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

遵循理性选择研究范式,本文研究了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信教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是宗教选择和宗教参与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对信仰量变有显著影响,但对信仰质变尚不够构成显著影响;"新农合"的开展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村宗教信仰的增长速度.这些结果可以对农村"宗教热"现象进行解释:世俗社会对于农村居民所面临风险的不作为或者弱作为,是宗教在农村颇具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本文对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AvailabilityDecline,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不具解释力度,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     

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

本文使用CGSS2005年的数据,考察拥有党员身份的父亲的退休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父亲在职和党员的交互项对子女收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退休可以认为是一个与父母能力、子女能力和社会资本几乎无关的外生事件,这反映了政治关系特别是权力的寻租效应的存在.文章还通过除年龄平均后的回归试图更加有效地解决父亲年龄和子女年龄相关的问题,以及通过父亲教育和退休交互项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进行了侧面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