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研究

将所有制歧视约束纳入科技金融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假定科技金融活动中“过去掌握的技术不会遗忘”,运用Sequential DEA Malmquist方法,对2000-2014年中国省域和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科技金融效率进行了估算和异质性考察。结果表明：①未考虑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测算会出现显著高估,不能反映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真实水平;②区域层面考察发现,科技金融效率增长速度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且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提升;③制造业细分行业考察发现,整体科技金融效率稳步提升,但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效率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与中低技术制造业相比,中高技术制造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约束更为严重,可能的原因是存在“双重挤出效应”。     

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再研究

吴延兵基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提出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的理论假说。本文利用我国行业层面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据,对此假说进行再次检验,研究结果仍旧支持该假说。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在国有垄断行业中的创新效率损失远大于其在非国有垄断行业中的创新效率损失。重构国企产权和破除国企垄断应是国企改革的两大着力点。     

金融压抑下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文章以1999—2009年中国地区层面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其却有阻碍作用,这主要应归结于金融体系功能的被抑制和扭曲;股票市场上私人诉讼机制的缺失、法律监管制度的无效以及资金"漏损效应",恶化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在金融体系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的条件下,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显著效应,并且不取决于法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这一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损失和创新效率损失问题。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从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创新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属性,已有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并不能实现创新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因而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由此,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的理论假说。基于中国省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业行业数据,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都稳健地支持了该假说。     

中国的金融发展、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证明:银行虽然将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但是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合法的国有企业改制,和不合法的国有资产流失等形式的资金漏损,使得银行信贷资产从国有企业手中转移到民营企业手中,提高了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拨改贷"使得银行贷款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银行贷款的偿还压力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制,而政府出于保护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的需要也会催促国有企业加快改制.本文的结论为财政、外汇资金补充银行资本金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为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次序提供了启示.     

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中的金融效率的含义是指金融部门在其活动中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经济时所显示的有效功能,根据金融活动作用于经济的不同效应,本文从Pagano的金融-增长联结机制中将金融效率切分为分置效率、转化效率和配置效率等三个方面;基于对金融活动作用于经济三种效应的探究,本文构建了一个蕴涵着这几种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开辟出了测算金融效率的另一种模式(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新类别的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求解、分析和估值,本文最后得出结论:在样本期内,我国金融部门的资金转化效率与资金分置效率大约都在60%左右。     

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

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与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确立,表明刘瑞明、石磊教授提出的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的两个重要假设——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和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是不符合实际的。本文利用中国2000—2008年29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证明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不是增长拖累。据此提出,就研究方法而言,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研究结论作为今天的研究起点;就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而言,不要片面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能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     

信用环境、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

本文首次采用农村信用户占比来度量农村信用环境,利用陕西省40个区县2011—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对信用环境、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用环境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即农村信用环境优化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信用环境还能够通过农村金融效率渠道间接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并且农村金融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推动金融资源内生地向农村经济配置,为提升金融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企业融资规模、银行所有制 歧视与产能利用率

本文在对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规模和银行所有制歧视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融资规模密切相关,银行所有制歧视通过企业融资规模对产能利用率产生间接影响。剔除技术效率影响后,行业整体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并存在明显的混合效应。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民营企业融资规模发挥着相对积极作用。2008年后企业融资规模的扩大更易引起产能过剩的发生。银行所有制歧视对产能利用率的冲击效应更加强烈。     

国有企业效率研究进展与评述

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既是经济学者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有利于还原国有企业的效率真相,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重资产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兼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价值网优化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核心环节。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国有资本的“进退”或“比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则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重资产配置带来的效率差异。本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基本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较之非国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重资产配置;第二,当重资产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负向拖累时,改由国有企业承担有助于减少其不利影响;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中,随着非国有资本介入程度的减弱,重资产配置效率得到加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对于业已形成重资产配置特征的国有企业而言,轻资产转型并不是其改革的必然方向,应当从异质性资源角度审慎定夺,利用异质性资源循序渐进地提升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可在轻资产和重资产中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网络整体的绩效水平。同时,当国有企业的决策目标中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减少、企业利润的权重相对增加时,国有企业才可能降低重资产配置倾向,并提高轻资产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

改革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于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这一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 ,即非国有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包括在GDP中所占比重和在年增长率中所做贡献 ;这一特征体现在增长的均衡性上 ,即非国有经济受市场约束更强 ,因而对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高涨和紧缩具有相当大的淡化作用 ;这一特征反映到要素效率 ,即非国有制比重的提高提升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的效率 ,尤其是提高资本效率。     

金融深化、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储蓄、信贷角度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激烈争论，有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     

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反哺效应"——中国转轨经济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研究的新视角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在政府强控制金融与高额储蓄条件下,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经济顺守,修正了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形成了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的结果。理论与实践表明,体制内金融的外向漏损间接支持了体制外经济的成长发展,形成了"反哺效应",构成了一个非正规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模式。文章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过程中的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经济增长,对我国转轨经济中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应通过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加快民间金融发展等措施改进与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金融体系效率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运用基于松弛变量效率测度模型(SBM)对我国1995—2008年29个省市区金融体系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面板协整检验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依次由东部、西部、中部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呈近似倒U形关系;整体上我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且在东部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与我国金融安全网制度建设

文章首先界定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三个概念的定义及其联系,然后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提出金融安全网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建健全金融安全网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和所需注意的问题。在分析我国金融安全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按照“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在提高效率基础上实现金融稳定、金融发展,在动态稳定中实现金融效率提升”的总体思路,提出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的4项基本原则。     

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及对我国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加入金融转化率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分析,得出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金融效率（转化效率和配置效率）和金融数量（储蓄总量）方面,并得到金融转化效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最后利用所得结论,对我国转型经济中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作用展开分析,认为我国金融转化高效率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目前这一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了。     

非正规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12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小额贷款公司样本,在随机前沿模型下研究了非正规金融活跃程度对省际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样本期内,催生于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抑制并存环境下的非正规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以金融中介为代表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有促进作用,但力度不大;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不显著;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有利于民间金融阳光化,并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研究结果支持引导民间金融以规范化形式参与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