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

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5)400村和4000农户数据,本文分析了宗族网络对乡村企业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宗族网络作用随市场化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宗族网络对乡村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宗族网络发达的村庄拥有企业的数量明显低于宗族网络不发达村庄。(2)通过对宗族网络影响乡村企业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相对成熟时期,宗族网络的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而产权保护效应的作用已经不甚明显。(3)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宗族网络在乡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经历了从促进到阻碍的转变。     

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宗族文化与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宗族文化浓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研究宗族文化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文献还很少.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关系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股权激励是两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分组检验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在民营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家族企业中更明显.研究还发现,宗族文化也会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证明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发展存在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消极影响的另一面.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     

土地资本化视角下的乡村发展研究——珠江三角洲村庄土地变化的一个案例

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追溯珠江三角洲一个村庄在过去约30年的土地变化过程。在市场化转型和乡村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下,以土地资本化的视角,从个体(家庭)-村集体-企业的关系角度,探讨该社区土地变化及空间演变的深层机制,力求解析农村土地在由资源转为资产继而转为资本的变化过程对于乡村发展的影响。     

网络基础设施、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以知识溢出为切入点，借助“宽带中国”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地的创新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2)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创新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变大后变小，在网络扩张的第3年达到最大。(3)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规模较大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发达的城市更大。(4)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也会产生正向影响，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会高估网络基础设施对本地城市创新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国家发挥“网络强国”和“创新强国”战略的“合力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自主创业

本文使用独特的家户调查数据,考察了新农合政策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非参合村庄,新农合试点村庄的农民每年以自主创业为经营主业的可能性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而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新农合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在初始医疗支出较高或未来医疗负担风险较大的家庭中更强。在宗族组织越发达的村庄,新农合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会更小。换言之,宗族组织作为一种非正式风险分担制度会替代新农合制度的保险效应。     

市场化程度与社会网络的收入效应——基于农民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2010年22个省(市)的农民工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对社会网络收入效应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网络的收入效应呈现减少的趋势,即市场化程度上升1个单位,社会网络的收入效应将下降0.3个百分点。然而在体制内部门,社会网络机制的作用却越来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体制外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较为顺利,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仍然较大——市场化程度每上升1个单位,体制内部门的社会网络收入效应会增加0.7个百分点,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和19个城市群数据，研究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乡村振兴，集聚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扩散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2)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19个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其中，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发展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不显著。(3)进一步分析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5个子系统的影响发现，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提高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指数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型城市群通过抑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制约了乡村振兴，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城市群多中心化空间布局应综合考虑城市群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质与量双重视角的考察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多元融合制衡的股权结构,既能提高公司治理质量又能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2003～2017年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其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企业创新也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机理主要在于改善公司治理和减轻政策性负担,政府放权程度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互补作用。此外,相比于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和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创新要素市场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文章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考察创新要素市场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要素市场化不仅可直接促进乡村振兴,还可通过推动新型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由此产生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19.2%;新型城镇化的中介作用存在明显门槛效应,当某地区新型城镇化率超过门槛值时,创新要素市场化的“牵引效应”占据主导位置,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创新要素市场化驱动乡村振兴作用效果随时间渐趋增强,具有长期性。为此,要全面激活创新要素市场,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引导城镇服务延伸乡村,统筹推进城乡互促共荣;发挥数字经济动能,助推数字乡村提质增效。     

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集聚经济对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于资源型产业依赖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据此,进一步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资源诅咒效应在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资源型产业依赖通过劳动力成本、 制造业发展水平、 科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要素集中而产生的集聚效益影响着资源诅咒间接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数字技术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吗?——基于“自主治理”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社会基层治理新趋势,但现阶段关于数字技术应用能否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仍莫衷一是。本文基于“自主治理”理论,利用CRHPS2019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的乡村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促进乡村制度供给、改善村民信任承诺,一定程度上破解乡村自主治理难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然而,数字技术应用仍无法实现对乡村治理的有效监督,其乡村治理功能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促进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有成员外出务工家庭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在中等规模村庄,数字技术应用对乡村治理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第三,数字技术应用会通过网络扩张、社会动员和信息沟通机制间接缓解乡村自主治理失灵困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本文研究结果为引导数字技术发挥乡村自主治理功能、推动乡村善治提供理论启示。     

长江经济带城际生产性服务业网络联系的边界效应及多维机制

推动城市经济互动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之一。基于网络构建、模块度估计、变异系数(CV)等方法,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部分支企业数据识别长江经济带边界效应的空间特征,继而从多维边界效应、城市发展水平两大层面,构建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联系的多维机制定量分析框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际联系依然存在顽固的边界效应,且在不同行业表现不同。(2)城市网络的分割发展特征是多维边界与城市发展水平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行政、政策、自然和文化等边界在其中发挥着强弱不等的阻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是与边界效应相抗衡的推动力。(3)不同服务业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不含2010年） CEPII-BACI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内资企业、中高技术水平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需求市场集中度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通过信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企业创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厘清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机制与优化路径——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例

乡村转型发展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乡村振兴与现代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命题。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典型村庄转型发展行动者构成及其网络转译过程，探究其转型发展机制与振兴路径。研究表明，大边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琼中黎族苗族县委县政府为关键行动者，以湾岭镇政府、大平村委会、大边村村民、外来企业、金融机构、房屋、土地、黎族文化为主要参与者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村委会带动、绿色产业推动和黎族文化支撑等内生动力和政府政策引导、金融资本驱动和外来企业推动等外援动力联合驱动大边村快速转型发展。但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新的变化导致异质行动者网络解构、产业多样化不足、聚落空间功能失衡、黎族文化特色减弱、村庄治理体系不健全和村民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应充分调动多方异质行动者积极性，构建以村委会和村民为关键行动者、其他行动者参与的多元联合行动者网络，通过打造三产融合新格局、建设宜居宜业聚落空间、提升黎族特色文化支撑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乡村转型发展活力，推进大边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企业管理信息化发展趋势及对会计产生的影响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空前普及,国际化、市场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企业发展在面临着各种机遇的同时,也接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在高度开放的竞争环境和信息技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了,建立信息化的管理体制是企业在信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针对当前企业管理的现状,综合介绍了当代企业管理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和对会计的影响。     

绿色信贷促进了节能减排吗

作为一种非行政命令式的环境政策,绿色信贷对节能减排可能产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和六大污染产业层面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对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在微观层面通过企业经营绩效和企业创新,在宏观层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地区信贷资源配置和地区示范效应机制实现节能减排。绿色信贷的节能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相比中西部地区和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节能减排效应更加明显。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邻近地区的绿色信贷政策亦会对本地的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本文认为实施地区差异化和地区联动策略,以及提高市场化水平可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节能和减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