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与地方公共品供给

在当前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既是公共品的提供者,又是垄断了土地交易一级市场、"经营"土地的"企业家"。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阐明了,尽管垄断更多的国有土地能够放松财政约束,但均衡时地方政府会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能让土地增值和未来税收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并不一定是宽裕财政收入的受益者。利用全国284个地级市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后,地方政府垄断更多国有土地转让会显著增加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则会显著下降。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检验与评价——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省际数据比较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是地方政府汲取资源、有效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因各自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差异,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汲取能力强弱不同,地区间的公共品供给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选取中国30个省级政府作样本.从财政汲取能力和公共品供给能力两个层面设定23个评价指标,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能力参差不齐、弱者居多,不利于公共品特别是基本公共品在地区之间的大致均等化供给,对此本文给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政策建议.     

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的内生性缺陷——多数规则下的分析

我国现在实施的生态补偿以财政补偿为主,其中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偿所占的比例最高.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角度看,在多数规则下,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具有内生性缺陷.在政府供给诸如环境保护类型的正溢出性地方公共品方面,中央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有存在的必要,但若占居主导地位则弊大于利.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加强横向联系,以更多地承担地区生态补偿的责任.     

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分级提供各种地方性公共品 ,满足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的共同需要。但是 ,政府提供并不等于政府生产 ,更不等于政府垄断生产。中国现行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地方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按公共品生产与提供、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分开等原则 ,打破垄断 ,有序地向国内外开放公共品生产市场 ,大力推进公共品生产的市场化 ,形成“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的竞争 ,将有助于提高地方性公共品供给效率 ,增进公共福利 ,并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采矿业繁荣与公共品提供

资源型地区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采矿业,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是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财政收入获取形式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角度,分析了采矿业繁荣恶化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机制.然后,文章基于1998-2018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变动作为外生冲击,对采矿业繁荣影响地方公共品提供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采矿业繁荣尽管大幅度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但是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并未因此而提升,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品供给也未因此而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采矿业繁荣期,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显著膨胀、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因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公共品供给.本文的结论表明,应该强化资源型地区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财政分权与地方医疗供给水平——基于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可以“手脚并用”的约束条件之下,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一般性的结论.而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与竞争”成为地方政府的约束条件之后,财政支出关注的对象倾向于经济而非民生类公共品似乎是合理的.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医疗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剔除了“市场”方的供给因素,财政分权与医疗供给负相关;地方的财政能力对医疗供给有正的影响,而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与之负相关;医疗供给结构偏重于医疗设施的“硬件”增加而非医务人员的“软件”增加是一个普遍现象.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经济性公共品

城市经济性公共品是创造城市聚集效应的重要条件,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建设资金来源也在不断变化。利用200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土地财政的重要表现形式,土地税收为城市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土地财政还为城市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提供了所需的土地资源。建议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提高土地出让收支的透明度;加快土地财政推动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型。     

分权体制下的民主参与、政府响应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

文章考察了当前背景下政府对地方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响应能力,利用1998～2008年期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差指数,并引入不同选区人大代表指标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此体现政府响应能力。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公共品供需偏差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生关联;分权体制导致了政府公共品供给扭曲,而民主参与则部分抵消了公共品供需偏差。     

西部开发中的地方公共品有效供给分析

本文从地方公共品的性质和供给特点出发 ,分析了地方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帕累托条件。在此基础上指出 ,西部开发中地方公共品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地方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品的供求管理错位 ,主要的改进措施是扩大西部地方公共品投资力度、优化供给结构 ,并建立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西部地方公共品管理体制。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品投入机制创新

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大公共品投入力度.本文认为农村公共品的投入是两个层次的投入:纯公共品的投入和准公共品的提供.农村当前主要问题是准公共品的投入,即"拥挤"产品的投入.通过分析农村公共品需求范围、特点,指出农村公共品缺位的主要方面.提出建立农村公共品投入机制的思路:政府和市场多渠道投入.具体: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和总量,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广泛应用利益诱导机制,财政补贴机制,财政减免税机制等吸引"私人"供给农村公共产品.     

我国地方公共品的需求表达与决策机制研究——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供给公共品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公共品可以通过集权和分权两种方式供给。纳税人往往运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表达自己对地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即需求表达。我国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偏低。在"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程序中,供给决策通常是由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直接做出的,然后逐层向地方政府传达,直至基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供给决策具有很强的指令性,纳税人很难参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决策程序,纳税人的真实需求无法在供给决策中得以体现,纳税人进行需求表达的权利"被代表"了。因此,在完善我国地方公共品需求表达与决策的政策选择上:一是构建和完善"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程序;二是拓广需求表达路径设置需求表达机构;三是完善我国户籍制度,以利于纳税人"用脚投票";四是改进转移支付制度,重视需求表达的信息基础。     

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的缺陷分析

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显特征是政府调节是其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市场机制及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在公共品供给中的参与程度较低。因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垄断代替了竞争，单一的政府调节和公共生产，导致公共部门规模膨胀，财政负担过重，公共咨询配置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寻租行为猖獗，腐败现象蔓延等诸多积重难解的问题。本在简要回顾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国现行公共品供给制度的缺陷及其成因，理出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下降趋势,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特别利用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观点.     

公共品多元供给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界定财政分权取决于横向(即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职能分工)和纵向(即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下的责权配置)两个维度相关变量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政府供给公共品结构偏差,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财政分权又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载体,优化财政分权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财政分权改革意义重大。因此,应按照横向维度为先、纵向维度为次的财政分权逻辑思路,拓展和深化财政分权的外延与内涵,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构想与政策选择。     

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笔者以2003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平均值都在0.9以上,效率整体较高,但还有近10%的提升空间,从区域上看,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呈东高西低态势;居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收入比重提高、经济开放度提升等将降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而人口密度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     

“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全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以地生财"行为总体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以地生财"行为会带来"人地失调"的城镇化格局、"去工业化"效应和扭曲的公共品供给结构,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区域存在显著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当前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摆脱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路径依赖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的内生缺陷——对补偿原则和收益原则内在矛盾的分析

我国现在实施的生态补偿以财政补偿为主，其中，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偿所占的比例最高。鉴于这种情况，作者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角度，考察了由于补偿原则和收益原则的内在矛盾——在功利主义回报原则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难以达到完全补偿；在自然回报原则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显著的使分配非中性，违背自然回报原则所要求的中立性——不能同时达到补偿的完全性与中性。由于这种内生缺陷的存在，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时难以使所有地区都满意，其本身也陷入难以进退的矛盾境地。本文认为在我国纵向转移支付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政府若要有效供给诸如环境保护类型的溢出性地方公共品，就应该转变单线条的由上至下的转移支付模式，强化地方供给，加强地区之间的横向交流，如让地区之间直接谈判如何划分合作的收益或如何进行横向的补偿，以使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地区生态补偿责任。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下降趋势,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特别利用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观点。     

基于顾客满意度理论的公共品供给效率研究

社会公众是政府税费的缴纳者,也是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是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评判者.各个城市居民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满意度及满意率各不相同,对单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偏好各不相同.年龄、性别、婚姻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因人而异.因此,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在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符合各地区社会公众真正需要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还要注重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提高政府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