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本文以广州市的经济增长和废水、工业废气排放的关系为例，选取了广州市1982～2004年经济增长与废水、废气排放等环境数据，建立了人均GDP与废水、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模型，并绘制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发现，广州市的经济与环境发展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形，人均GDP与废水排放量曲线已位于转折点，人均GDP与工业废气排放量曲线已接近转折点，表明该市进入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序时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已产生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同时也说明了广州市目前已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并进入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序时期。     

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计量模型研究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呈倒U型.选取广东省2000-2014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借助EXCEL和EVIEWS软件系统,分析了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通过研究发现:广东省工业"三废"污染物中,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特征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 ,而工业废气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曲线特征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此实证研究结论也从理论上证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一种可能而并非必然性特征.此外,环境质量改善并不会自动发生,除了收入水平之外,还应包括社会、自然等因素,它有赖于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政策的严格实施,以及技术进步的支持.     

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的政策措施

环境经济学家把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关系的倒“U”形曲线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关系为大量的现实统计数据所证实。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也存在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为防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超过生态阈值,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策略选择。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

本文运用1996-200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就本文选取的部分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而言,也存在以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越过环境倒U型曲线转折点的可能.并且,包括人口规模、技术进步、环保政策、贸易开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在内的污染控制变量分别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起着重要影响.     

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但环境质量也日趋恶化。本文利用112座城市在2003—2010年间的大气污染浓度数据,考察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基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我们发现所有的大气污染浓度指标都呈现出"U形"曲线关系。但是在考虑了每个城市特定的时间趋势变量后,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高污染。最后,通过对同一污染物的排放数据和大气浓度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者的回归结果截然相反。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三废”为研究对象,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为基础,通过比较新旧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构建了能较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对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所涉及的和经济增长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依据此关系给出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我国的政策措施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含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蒙·库兹涅茨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异一开始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大;随后这种差异开始缩小。在二维平面空间,以收入差异为纵坐标,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这一假设便是一个倒“U”形的关系。这一关系为大量的现实统计数据所证实,通常被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先是变得恶化,而后得到改善。例如,较之于二三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污染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而发达国家的城市污染,则随着经济增长而使污染水平不断…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山西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

本文根据山西省1991～2006年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采用6种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实际GDP建立了山西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计量模型,并据此分析了山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主要环境指标模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并不明显,各污染排放量与人均实际GDP仍处于同步上升阶段,说明山西省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仍处于恶化阶段。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研究——基于政府管制的视角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揭示了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关系.本文以我国大气污染物为研究对象,运用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EKC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当前我国污染物排放与收入增长呈同步上升趋势而非倒U关系,国内学者认为存在倒U关系的原因在于误用了污染物排放数据;运用考虑了政府环境管制的污染物公布排放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倒U型关系存在,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环境政策的结果.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并执行更严格有效的环境政策.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关系——基于珠海市金湾区的实证研究

分析研究珠海市金湾区2001年建区以来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发现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在波动中随着人均GDP的持续增长呈现有规律的变化趋势。将金湾区建区以来人均GDP与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相关数据进行拟合,建立金湾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其计算结果显示: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三次曲线特征,但是不同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曲线的形状有所不同,有的处在持续上升阶段,有的处在反复筑顶的阶段,有的已经筑顶完毕进入转折向下阶段,多数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在2008年达到峰值,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曲线走势呈现出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特点,结论是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适用于珠海市金湾区。     

基于DEA的东北地区城市群环境效率评价

随着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的出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的振兴理念,关系着东北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以东北地区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应用传统DEA的C2R、BCC模型,对＂十一五＂期间产业集群的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进一步应用改进DEA的SBM模型,从能源环境效率视角,评价三大城市群经济—环境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因投入规模不足或环保技术落后等原因,三大城市群环保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中心城市环保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数量较多,但该产业集群整体上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最大,吉林中部城市群、哈大齐城市群的经济—环境协调程度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建议通过优化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建立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之间的分工与协调机制等途径,促进东北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长株潭新特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出路

长株潭城市群在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应该着力探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逐步消除城乡和区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实现长株潭新特区的资源整合。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框架内,以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和谐城市群来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国家战略并形成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风景林建设的战略路径

长株潭城市群风景林建设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不仅是提升城市群生态品位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大举措。但从总体上看,长株潭城市群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承载力等制约因素仍然是长株潭城市群风景林建设的重大瓶颈。因此,努力破解风景林建设的制约瓶颈,科学定位长株潭城市群风景林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生态配置。     

长株潭3+5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性研究

近年来,长株潭3+5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内部发展水平不一。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长株潭3+5城市群中8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空间维度的基本特征和空间关联。空间关联是影响长株潭3+5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长株潭3+5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虽未形成高度集聚的空间布局,但是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等已经对周边的城市有了一定的辐射能力。     

城市群旅游环境面临的问题及保护对策的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长沙、株洲、湘潭是地处湘东北部依湘江而筑的城市群,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当地政府和旅游开发商在旅游开发建设中缺乏对旅游环境问题的重视,使旅游活动范围和程度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导致旅游地生态环境恶化,旅游资源失去了其天然景观特征,严重阻碍了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全面阐释旅游环境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城市群旅游环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区域旅游环境保护对策进行了探讨。     

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环境问题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本文依据2000-2010年北京市经济、人口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却持续下降,这主要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宣传教育等因素相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关系的数学模型可表述为E=β0Y-Y2.同时,为北京市进一步促进经济、人口、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资源型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效应研究——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碳排放指标表征环境质量,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角度探讨资源型产业集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构建包括规模负效应、多样化及专业化正效应的计量模型并对新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最佳集聚规模阈值区间为0.14~1.19。研究期内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处于正外部性效应阶段,产业集聚自净效应(0.965)大于集聚污染效应(0.899),但非常逼近临界点。开采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集聚程度大幅超过最佳阈值区间。而初级加工业集聚规模处于第二阶段,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显著。资源型产业细分行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出现了倒“N”型、正“N”型和正“U”型三种形状的曲线关系。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和综合评价理论,建立了上海综合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科学评价模型,发现与发达国家和一般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上海综合环境污染模型呈"正U"型,以20世纪末为分界点,之前环境综合污染水平不断下降,之后环境污染又开始有所恶化.文章还运用Grossman影响环境因素的机理分析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21世纪后上海环境污染加剧进行了分析,发现2000年后上海在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产业结构有重工业化的趋势,这加剧了工业废气的排放从而导致了整体环境污染的恶化.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再次证实了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改变具有正负效应两重性.最后为避免上海环境污染恶化,结合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对环境作用的正负效应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