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江流域森林资源与环境关系的动态分析

森林是闽江流域复杂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变动对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很大;通过对闽江流域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森林资源的结构性退化使其生态功能降低,进而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的结论;提出了坚持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原则,优化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森林生物资源,发展生态生产力,构建富有流域特色的林业产业体系等政策建议。     

发展中俄木材贸易的思考

俄罗斯是我国第一大原木和锯材供应国。通过对中俄木材贸易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中俄木材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政府和林业管理部门要坚持以圆内为主，国际为辅的资源获取战略定位，继续加强木材贸易过枉中的“认证”要求，加强两国政府和海关的沟通，为双边木材贸易提供合作环境，以促进中俄木材贸易的正常发展等建议。     

中俄木材贸易问题研究

中俄两国发展木材贸易的优势明显,地缘优势、资源优势、产业集群优势,以及双方政府重视为两国木材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目前面临合作档次低、市场秩序混乱、俄方调整政策提高合作门槛等挑战。对策建议,即突破传统观念,将生态效益的追求国际化;提高双方贸易档次,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框架;以实现"双赢"为导向,建立跨国林产工业产业集群。     

中缅木材贸易探究

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对中缅木材贸易的主要问题包括贸易区域与方式、贸易发展历程、贸易规模与结构以及对两国边境地区的影响等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中缅木材贸易持续了近30年,基本是中国进口缅甸原木、锯材的单边贸易,主要是两国边境地区企业和机构之间的现汇贸易;对缅甸中央及地方政府财税收入、边境群众生计影响大,是中国木材进口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对中国边境地区木材产业和当地群众生计有较大影响。应将双边木材贸易上升到国家或地区战略层次,加强与缅甸林业的全方位合作,同时建立中缅双方木材合法性认同机制。     

基于资源配置的中俄木材贸易关系探讨

从中俄木材贸易的现状出发,运用资源配置理论,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供需结构、经济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影响中俄木材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因素,阐明了两国之间资源互补的优势是贸易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时,客观地分析了中俄木材贸易存在的问题,包括木材质量不高、市场需求变动、加工技术落后、社会秩序问题等。最后,探讨了中俄木材贸易由低质量、低附加值阶段向高质量、高附加值阶段提升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木材贸易看中国木材进口需求的森林生态足迹

从实证角度对世界森林资源状况和中国木材原料进口需求进行了分析研究,探索中、长期林产品市场变化及其政策选择。中国主要木材原料进口及木制品出口的两头在外格局仍在延续,中长期刚性需求依然存在,2007年原木进口高峰年为3709.08万m3。1995～2007年中国原木进口对出口国的森林生态影响较小,没有威胁到世界森林资源。     

中国与发达国家木材产业内贸易分析

在分析世界木材产业内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利用GL指数对中国与发达国家木材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木材产业内贸易仍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增长趋势明显。在此基础上,从产业规模化经营、产品的差异性、消费者需求偏好、产品的技术、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加工贸易等方面,提出提升中国与发达国家木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对策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木材贸易发展及政策取向

木材贸易是保障我国木材市场平稳运行,促进木材产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已成为影响我国木材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木材贸易波动变化,讨论了当前木材国际贸易政策发展动态,提出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木材贸易政策取向。     

木材可追溯性、林产品市场准入标准与中国林产品贸易

首先界定了木材可追溯性的概念和内容,然后从政府、环保组织和企业三方面总结了国际社会各界的反应,最后分析了木材可追溯性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以环境贸易立法的形式提出的木材可追溯性的强制性要求越来越明确和具体,沿着林产品供应链向纵深方向发展,已成为林产品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新标准;木材可追溯性得到了国际社会各界的纷纷响应,正从世界主要林产品消费国向木材供应国发展,全球范围的木材可追溯体系即将形成。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的林产品贸易大国,在世界林产品贸易格局中处在中间加工国的位置,必须客观分析木材可追溯性标准的影响,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木材可追溯体系。     

中国木材产品贸易及其对林业的影响

以木材产品贸易对林业的影响为核心,对木材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并运用弹性理论分析林业产值对木材产品进口和出口的敏感度,以此来初步证明木材产品贸易对林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原木、锯材、刨花板、木家具、纸和纸制品的进口敏感度均高于木材总产品的进口敏感度1.382,尤其以刨花板和木家具的敏感度最大,为136.018,说明这些产品的进口额变化对林业产值变化的影响非常显著,进口额增加1%,将使林业产值成倍地增长。     

清末以来东北森林资源开发及其环境代价

东北地区是我国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清末以来，随着东北区域开发的全面展开，尤其是林业产业的兴起，大量木材被采伐充作用材和原料，并作为一种重要贸易品大量输出海外。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乘机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滥砍盗伐使东北地区森林资源遭到破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明清广东山区灰粪和平原泥肥应用的历史演变

传统农业时代广东地区山区和平原分别以获取灰粪和泥肥作为主要肥源.山区制作灰粪的方法有烧畲作灰、樵采制灰、采集草皮泥制作厩肥等,却是山区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加剧的一个原因.珠三角平原则以潮灌和上泥获得珠江河道上沉积的泥肥,是维护当地水环境的生态技术措施.而过度依赖天然肥源都限制了多熟种植的发展和造成了地力的下降,造成粮食产量的减少.     

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

作者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性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侗族民众之田土山林诉后防御策略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侗族民众在田土山林诉讼之后有独具特色的防御策略,即将官府判词刊刻在石碑上,立于桥头路口等众人途经之处,以警示他人以后对判决所涉田土山林不得再生觊觎之心。黔东南苗侗族民众之所以采取这种诉后防御策略,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田土山林对黔东南传统苗侗族民众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二是意图减少或者避免以后的讼累;三是官府判决的权威性已经在黔东南得到显现。黔东南苗侗族民众的田土山林诉后防御策略对法制建设的启示:要加强对民众田土山林权益的保护,减轻民众的诉讼负担。     

私人借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研究-以土改后中南区为例

私人借贷在全国解放前一直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南区各省的调查材料来看,由于经济落后、家庭经济弱小、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现代金融体系等原因,私人借贷虽受到抑制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私人借贷在功能上以互助互济为主,在一定程度解决了农户生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私人借贷的空间,但不能完全替代私人借贷。     

中国农业史的起点与农业对草地农业系统的回归--有关我国农业起源的浅议

农业起源于以伏羲氏为代表的草地畜牧业时代。以籽粒生产为主导的神农时代相继发生。其间应存在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长短，因地域特点而异。伏羲时代不仅体现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它还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时空特征的地理历史现象。过去把神农氏作为华夏农业起源的象征，是囿于‘辟土殖谷日农’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偏见，不仅抹煞了整个伏羲代表的历史阶段，也割裂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模式，终于泛化为单一籽粒生产为主的“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系统，使土地利用偏颇，文化多样性受损，最终导致了生态、生产两败俱伤，形成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农业的实质是自然生态系统遵循一定规律而发展的多阶段的农业化过程。目前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逐步从单一谷物生产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弊端，领悟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这无疑是我国农业向生态系统的回归，在我国农业中出现天、地、人和谐发展的曙光。     

体系与效果的辨证——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乡村合作运动运作效果考析

为了改善农村金融、复兴农村经济,江宁实验县引入了合作运动,并为此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合作体系,成为合作运动的运行基础,然而体系完备并不意味着就能达到它的预设目标,主观预设和客观效果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这场运动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不仅取决于运动推广者的主观努力,也受制于当时客观的时代环境。作为一场经济运动,江宁的乡村合作运动在客观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果,但从总体上来看,其效果又是有限的,乡村社会经济并未因此而发生太大的结构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