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影响民族社区社会关系变迁的微观研究——以岜沙苗寨为例

文章从较为微观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贵州从江县岜沙①苗寨展开个案研究.对比旅游发展前后岜沙苗寨社会关系的建立方式、主要特征方面的差异,进而回答"民族社区在旅游发展影响下,其关系的建立方式,社会关系的整体特征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改变了外部主体与岜沙村民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但并未改变岜沙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结论,实现了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对话.     

商品化民族节日中表演者的角色认同与管理——以西双版纳傣族园泼水节为例

现代人体验异种民族文化风情的渴求,促进民族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节庆作为民族旅游的主要吸引物,正随着目的地的开发而逐渐被商品化.文章引入角色、认同等相关概念,选取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泼水广场作为微观研究场所,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展现了傣族园“天天泼水节”表演者在旅游场域中的角色认同与管理过程.研究表明,在民族节庆商品化过程中,“天天泼水节”的剧班成员自身具有“东道主(当地居民)”和“表演者”双重角色,表演者自身存在基于物质空间生产和基于展演内容的角色内冲突.同时,表演者与游客之间还存在“表演者”和“观众”的角色间冲突.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通过“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以及与游客之间的“协调一致”保证双方互动的顺利进行.同时,表演者角色认同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表演者的权力话语在与游客、开发商等其他角色互动的过程中处于弱势.表演者基于地方的角色认同随着旅游发展发生改变,在此过程中,表演者主体也有意识地对地方意义进行重塑.     

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

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黄洛瑶寨的田野观察,审视红瑶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如何被转化为旅游产品,并影响妇女的生计变迁及其发展。文章阐述了生计变迁的主要表现,进一步分析了变迁发生的动因。研究表明,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是少数民族文化调适于新的社会环境的路径之一,而案例地的红瑶妇女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调适,由地方性知识转化而来的新生计手段为她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与发展。     

新生的旅游地: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地方重构——以四川省彭州市白鹿镇为例

灾害发生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地方在短时间内经历着急剧的解构和重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当前灾后重建影响研究聚焦于重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在灾后重建对地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方面缺乏相应的探讨;现有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对灾害与地方话题亦缺少必要的关注.研究以四川省彭州市白鹿镇为案例,通过访谈法,借用地理学“地方”的理论对灾后重建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此透视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地方重构过程,探寻灾后重建影响下的地方形态、功能、活动和意义的变化.研究表明,白鹿镇的地方重构特征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的升级、生活空间的变革、地方产业的转型、地方生活的转变,以及地方特性的重构和地方情感的强化等方面.灾后重建背景下白鹿镇的地方重构实质上是旅游景观、旅游活动和旅游形象对原有乡村景观、活动和形象进行替代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地震”某种程度上成为白鹿镇发展的“契机”,借助灾后重建资本和政策的支持,白鹿镇实现了地方的“新生”,不仅修复了地震带来的破坏,还突破了原有的土地和景观问题以及地方发展的资金局限,实现了地方的转型、升级和发展.     

想象、展演与权力:西藏旅游过程中的“他者性”建构

在旅游的过程中,东道主常常被刻写上“他者”的文化意涵.游客带着追求“文化差异”的诉求前往“他者的世界”,在异域邂逅他者.文章以拉萨大昭寺广场及其周边的八廓街作为案例地,以藏族人在八廓街的转经、磕长头行为作为实证研究的切入点,以汉族游客和藏族人两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西藏旅游发展以及中国后改革时期转型背景下,藏族的“他者性”如何在汉-藏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文章认为,藏族的“他者性”并非具有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意涵,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生产的.文章关注“他者性”建构过程中的两个维度——我者对于他者的凝视,藏族人对于自身的他者性的展演.一方面,转经、磕长头行为使游客将藏族人视为神圣、美好、朴实的代名词,对他者的建构存在浪漫化-理想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藏族他者并非凝视的被动接受者.随着“职业磕头者”的出现,一部分藏族人将凝视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通过他者性的展演,积极地响应游客建构的文化意义,以此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总而言之,“他者性”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他者”的研究不能忽略我者及他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及诉求.     

生活方式型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建构——基于苏州古城案例的混合方法研究

近年来,苏州古城围绕本土生活方式打造目的地品牌,为苏州传统的“天堂苏州,东方水城”旅游目的地品牌赋予了新内涵,一种围绕“苏式生活”的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被逐步建构起来.在致力打造生活方式型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过程中,目的地形象对其品牌个性究竟有何影响？如何依托目的地形象发展目的地品牌个性？针对这两个问题,论文简要回顾旅游目的地形象及品牌个性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采用深度访谈、扎根理论、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一方面,依托质性材料,采用扎根理论分析生活方式型旅游目的地形象及其品牌个性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生活方式型旅游目的地形象对其品牌个性的建构效应.研究表明:游客对苏州古城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主要包含游憩功能、空间格局、文化氛围、文化创意、文化功能5个方面,而游客对其生活方式型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认知则主要体现在生活氛围、生活状态、生活品质3个维度.在依托“苏式生活”推动旅游目的地品牌化进程中,苏州古城旅游目的地形象5大因素对其目的地品牌个性均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依托苏州古城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建设,培育和发展生活方式型目的地品牌个性的导向和对策,为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培育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文化遗产地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

游客价值感知是形塑其旅游实践过程中遗产认同的重要因素，研究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机理，有利于指导遗产意义的再生产，充分发挥遗产在当代的功能。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地永顺老司城为案例，以访谈文本和网络评论游记为资料，应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探讨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游客价值感知多元表征由土司遗址价值感知、民族交往价值感知、整体形象价值感知、旅游符号价值感知、土司制度价值感知和土司事迹价值感知组成；（2）游客在文化遗产地价值感知过程中通过动机驱使、具身感知、情感湍流、认知升华等生成遗产认同；（3）遗产认同包含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是文化遗产地主客互动建构的结果；（4）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实质就是表征与非表征统一的过程，由此完整刻画遗产认同的意义。该研究加强了旅游情境下价值感知和遗产认同的理论联结。     

民宿旅游的乡村性生产与消费研究

文章以广东省网红乡村民宿H民宿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析民宿旅游的乡村性生产与消费及互动过程,有以下4点发现。（1）H民宿的经营者以自身对乡村性的认知为基础，通过物质空间建构、文化空间营造和新媒体工具运用等在地生产实践进而表征和展演乡村性。（2）在乡村性消费中，H民宿游客的消费更多集中于农耕知识体验、自然景观环境、农家生活文化和想象“乡村”等不同层面。但由于游客对乡村了解、感受程度的差异，不同游客的乡村感知具有矛盾性与异质性，呈现为全球地方化下消费体验相异的特征。（3）游客通过再消费与传播、拒绝与批判等不同的消费行为将消费意见反馈至生产者，生产者则对应采取调整策略，并通过体验空间的重塑和知识空间的再造进行乡村性的再生产，从而形成了消费与生产的互动过程。（4）在民宿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在生产与消费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成“舞台真实”，具有本真化和失真化的双重表征，呈现了真假混杂的特征，并随着不同主体的互动实践，呈现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不断在本真化与失真化的连续谱上流动。     

民族餐馆里的主客互动过程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是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多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与结果上,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关注很少.文章以民族旅游地区云南丽江白沙村的当地民族餐馆作为研究的微观场所,借用微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符号互动论关于社会角色与地位等重要范畴的理论,对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角色协商以及地位与权力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主客互动发生在由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所熟悉和掌控的特定空间中,当地居民因扮演着“主人”和特定文化“圈内人”的角色而控制着主客互动的过程,从而使得他们拥有主导性权力.据此,文章就中国民族旅游的宏观结果即民族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与中外学者展开了对话与讨论.     

乡村旅游需求机制与诉求异化实证研究

文章从历史演进和意识建构角度阐释现代乡村旅游的原根性诉求,探讨乡村旅游诉求的历史基础和社会背景,从文献出发构建了乡村旅游需求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乡村旅游需求呈非正态分布特征,大多数乡村游客对学界强调的“乡村性”事项并不关心,主要是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促成乡村游客调整了自己的需求和目标.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但多种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旅游原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以经济价值为评价标准的产业发展导向是乡村旅游产生诸多问题的根源,乡村旅游亟需深刻的反思与革命,重新定位乡村的“美丽”内涵,回归乡村养育生命、化育人性的根性功能,实现“安天下、稳民心”,以致“近者悦、远者来”之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