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直到今天，在关于社会的本质、作用和意义上还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在一些人头脑中，社会似乎总是站在国家或体制对立面的敌人。“社会”这个团结、稳定、和谐的最重要的组织和机制却被视同异端。成为与其特质相悖的负面因素。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中国是否存在住房泡沫的“避难所”

本文从中国住房泡沫特征出发,构建“泡沫避难所”假说的理论框架,并在该框架中考虑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产生的影响.为检验该假说,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中部城市具有“泡沫避难所”效应,即住房泡沫的增加使东部地区城市人口、人力资本、外来劳动力不断向中部地区集中;(2)在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的增加造成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的减少与人力资本流失的减缓,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人力资本与外来劳动力的增加.     

浙江“十二五”刚性指标解读

浙江“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包括结构优化、城乡统筹、创新发展、资源环境、民生保障等方面13个约束性指标和15个预期性指标的指标体系,是今后五年浙江发展的量化目标。这一由28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浙江坚持科学发展、转型发展、惠民发展的要求,并集中体现在“一个平稳较快、四个实绩高于、一个约束加大”上。     

住房投资性需求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城市的理论研究

本文使用单中心城市模型来探讨中国情境下住房投资活动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机制。模拟结果显示,随着住房投资的膨胀,城市规模先扩张,在到达最大值之后逐步缩小,呈现出倒U形的变化趋势。此外,单中心城市中的交通设施水平、地价以及地理范围都会随投资膨胀发生变化,而每一种情况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最后根据理论和模拟结果给出了政策启示。     

住房空置的形成与“自然”空置率的决定

文章借鉴国际住房空置研究的理论基础及住房空置率常用的计算方法,利用匹配理论与均衡分析,对我国住房空置的形成与"自然"空置率的决定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住房类型与家庭类型的匹配过程是住房空置形成的重要机制,"自然"空置率是住房市场的理想空置率,可以作为判断住房市场现实空置率偏离程度的重要依据。     

从政策的角度解读我国的人口变迁与“新三农”问题

政策的改变必定会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在我国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引起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在农村造就了三个新的农民群体——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和打工农民,他们既有不同之处又有共同的利益,由此产生了“新三农”问题。     

住房去库存中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改革的对策

吸引人口流入创造新增住房需求、扩大现有居住人口购房需求、使库存住房对接新增租房需求,是当前三四线城市商品住房去库存的关键。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去库存有一定局限性,仅能在扩大现有居住人口购房需求上发挥有限作用。供给改革在住房去库存中有较大作用空间,有助于提升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将现有居住人口购房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实现库存住房与新增租房需求的对接。通过供给改革促进商品住房去库存,应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与公共服务水平,引导房地产企业适度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加快推进农村财产权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建立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     

“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随着现代经济化发展,我国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化发展的内容和方法研究,针对经济化的发展特点,我国对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一方面是对金融活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金融化和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文章针对中国现代"金融化"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进行分析,在分析金融结构和体系方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的运行特点和内容,对于金融化的发展特点,"过度金融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影响范围进行了研究,希望能为改善金融危机问题,缓解现代世界金融问题进行优化,以此能够为创新金融发展,优化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

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基于2008—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表明,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水平显著降低,这一负面影响在政府隐性担保能力较弱、地区金融资源较匮乏、信用评级较低以及无第三方担保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影响发债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是通过提高投资者负面情绪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信息操纵动机实现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虽然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但是会加剧资本市场异常波动,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因此,应着力完善债券风险对冲机制,构建市场化信用机制,并加强对企业文本信息的监管,缓解“刚性兑付”打破对市场造成的信用冲击。     

论城市化的本质与“农民工”的终结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人的不断提升的层次需求相联系；城市化的过程，是人的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过程，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城市化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人们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范畴，这部分人虽然进入城市，但却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质量，没有获得同等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还没有真正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如何把“农民工”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的艰巨任务。     

公正:社会和谐的基石——解读“十六字心经”的启示

“十六字心经”对后世影响极大,笔者从对他的释疑开始,认识到“心经”对“危微之心”的重视,是为了“执中”;而礼法“同心”才能最终实现“公正”,达到“和谐”。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心经”,挖掘其“中”的原始深意,以便更好的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服务。     

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为此,必须积极探索,继承党的传统经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实践证明,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根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保证.     

日本预防企业工人“过劳死”对策的启示

20世纪末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工人"过劳死"现象。日本社会对此及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与救助对策,日本政府也及时在相关立法中出台法律规定,预防与控制"过劳死"现象的进一步发生。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期,并且已经有工人"过劳死"现象的发生,但我国尚缺乏具体的社会对策与法律对策。因此,日本的经验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创新

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实效性,教学方法的设计和运用是关键。根据课程的特点、要求以及各种教学方法的职能、适用范围,选择谈话式、案例式、讨论式、情境式、探究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基本方法,并且在教学实践中将这些方法进行改革创新,从而实现晓之以理,辅之以形,动之以情。     

“五大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继承和实践探索,本文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个新境界”,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动力论”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协调发展论”的平衡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发展论”的生态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发展论”的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共享论”的公平分配理论。从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是研究人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合一的发展经济学。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以柯亨的历史理论为中心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及主要代表人物柯亨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围绕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各项活动不断开展以及随之不断展开的过程。由于柯亨把生产力作为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且在他的论述中,生产力在历史中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逐渐发展的过程,这种变化类似于生物的进化。因此,把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生产力进化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作为生产力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柯亨认为,一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的中心并不意味着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二是生产力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中的作用应该受到限制。     

“限购令”对北京住房市场的影响——基于反事实分析

本文用一种新的方法对“限购令”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截面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反事实分析.我们使用国内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限购令”对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得到的结论是2010年5月至2010年9月这段时间内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量的下跌几乎完全是由“限购令”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