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人员法律意识培养途径探析

进城务工人员进入城市生活,加重了城市的载重负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能只从其权益保护层面来解决问题,这样治标不治本。最深层的应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问题,提高其相关法律权益的认知程度,及对城市的归属感问题。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而不是单纯法律知识的灌输。     

论进城务工人员的管理

加强进城务工人员的管理是城市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营造关爱进城务工人员的氛围，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的管理体系，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思想文化基础，是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管理问题的有效措施。     

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现状和需求问卷调查描述分析

本文基于课题组对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态的调查结果,对新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现状及内在需求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要相应的对策建议,例如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发挥社会援助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从根本上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进而满足其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并关注其较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     

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意愿调查分析——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步实现自身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一大必然趋势。基于辅以结构式访谈获取的160份长沙县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资料,探讨了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多数外来务丁人员有进城落户愿意,但受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工作和生活满意程度、农村宅基地、收入水平、政策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小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真正实现了落户城市。要顺利实现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政府应从社会保障、政策配套等方面着手解决外来务工人员进城的后顾之忧。     

进城务工人员满意度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满意度问题一直是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以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影响其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满意度的因素。具体而言,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其生活及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越多,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外出务工城市个数越多、回乡及工作更换次数越多,其生活满意度就越低;房租费用越高,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但工作满意度会降低;与用人单位签有正式劳动合同,其工作满意度就越高。     

城市成长中的“非人本”现象探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成长中开始暴露出一些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相背离的现象,其主要体现在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安排的模式、对进城务工人员住房问题的忽略以及对城市拆迁居民合法权益的侵蚀上。     

进城务工人员租住房问题研究

在土地、户籍等制度暂时不能实质性调整的情况下,租住房就成为解决市民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和关键抓手。基于经验及实证分析,城市政府应积极规划建设适合进城务工人员居住的社区,针对不同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诉求进行分类租住房供给及管理,加大公共投入重点改善外来人员居住社区的软环境和生活质量。     

基于三方联动的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规模日趋扩大,但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状况仍不容乐观。课题组针对2013年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权益受损状况较为普遍,其面对权益受损时的过激反应倾向也应引起关注。据此,本文从政策、进城务工人员和企业三个层面出发,分析了改善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状况的矛盾焦点,并提出政府、个人和企业三方联动、协力破解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难题的相关建议。该研究对改善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状况、促进新型城镇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突出意义。     

市民化导向的进城务工人员三层流动格局及趋势

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与必然趋势。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与发展,进城务工人员陷入了既难以"市民化"又被城市"边缘化"的困境之中。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传承,以市民化为导向的进城务工人员流动逐渐呈现出新的格局及趋势。在务工流动重心转向二次流动的新背景下,本文在对流动传统二阶段划分的基础之上,提出进城务工人员三层流动格局模型,并基于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6649个有效样本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对进城务工人员三层流动格局中的城乡往返流动、城市迁移流动、工作更换流动三个层面的流动趋势进行分析,由此把握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整体流动的六大趋势。     

民工生态——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生存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正编者按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市场化进程,"农民工",即进城务工人员,这个身份尴尬、规模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及其生存状态,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聚焦关注的热点问题。毋庸置疑,进城务工人员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力军,为中国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民主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企事业用人单位本身制度及管理层面长期累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难     

进城务工人员从业工作状态及困境分析

本文基于一手调查数据,分析当前进城务工人员从业工作主要面临的两大困境:一是就业渠道和方式单一,主要从事一线底层体力性操作工作,职业发展上升空间有限;二是劳动合法权益普遍受侵害,工作及加班费被拖欠克扣现象时有发生,基本劳动权益难以维护。造成这种状况,说到底还是根源于多年来城市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的二元多重体制性分割。     

对我国新城市贫困现象的思考

新城市贫困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贫困的主力军,并伴随着产业升级而不断增长的趋势。大部分新城市贫困将面临不能重返就业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竞争。通过产业政策和提高新城市贫困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就业是解决新城市贫困的根本举措。     

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融入状况及其障碍

转移人口社会融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障碍主要来自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公共品歧视性分配政策。本次问卷调查,以权益保障和身份认同为切入点,对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以及老一代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融入差异性,做了全方位描述和分析。     

进城务工人员维权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尝试使用多项逻辑回归模型,测量了个体特征、组织资本、剥夺感、就业保障等因素对进城务工人员维权行为方式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学历、年龄、政治面貌、行业、组织资本、剥夺感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维权行为方式有显著影响。文章还进一步指出,相对剥夺感影响进城务工人员是否采取维权行动,而组织资本影响进城务工人员采取何种维权行动。     

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的一个评价——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本文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及北京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研究发现,2008年进城务工人员综合福利指数为0.3188,处于福利评价的低水平阶段;除经济资源和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状况达到较高水平阶段外,其他功能性活动均处于中、低水平阶段。与2008年相比,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保障、心理条件、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福利状况均有所改善。防护性保障和社会资本的边际改善对进城务工人员总福利水平上升的影响最大。     

社会资本与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资源测量与因果识别

根据2009年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本文在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框架下同时使用职业权力与职业声望分数测量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资本,并通过挖掘中国农村“春节拜年”行为的外生性因素构造了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我们发现：(1)具有结构性内涵的社会资本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具有正向影响;(2)使用职业权力测量的社会资本对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经济效应大于职业声望的相应结果,显示出社会网络中具有实际办事权力的职业比具有高声望的职业更加重要,权力所反映的资源内涵大于声望等其他结构性因素。     

对劳动力流动的几点思考——以浙江为实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农村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加速。因此,重视对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工作,建立一定的管理工作机制,完善相应的管理政策,切实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既能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本,又能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国内外专家有关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概况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发展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理论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客观规律性。(一)国外学者…     

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总报告

本报告回应了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生存状况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主要包括主题调查报告、建筑民工生态、专题研究探索、典型个案访谈四个部分,全景式描述了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态。     

制度塑造政策的经验分析——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为例

制度如何塑造政策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基础性问题。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政策为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概括了影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中观制度,探讨了制度塑造该政策的路径。结果表明:路径依赖的制度及关键节点造就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间断—平衡的演变过程;制度通过建构决策者的思维模式、赋予政策目标群体的不同权利和界定行为主体的利益范围塑造了政策模式。     

关于城市外来务工家庭未成年子女权益需求的思考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人口流动的特点由原来的“个人进城”转变为现在的“举家迁徙”。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明显增强，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其日益凸显的权益需求及保护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