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阶段与重点变迁研究——基于1999—2022年的政策文本分析

为明确中国1999—2022年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重点变迁情况，将政策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1999—2005年的改革发展期、2006—2011年的自主创新探索期和2012—2022年的创新驱动期。然后运用文本挖掘工具分析这3个阶段的科技创新政策，对其高频词、语义网络图、点度中心度和网络中心势以及小团体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总结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变迁情况。在第一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注重有序管理，此时创新、技术和企业并未得到重视；在第二阶段，围绕科技、创新和企业的服务逐渐得到重视，资源也开始向科技、创新和企业集聚，自主创新的探索势头向好；在第三阶段，创新更加受到重视，研发一词首次出现，同时研究和科研的重要性均有所提升，可见本阶段重视创新的应用，呈现创新驱动特征。     

研究运用区域政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评张明龙教授《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

《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以国家为区域单元,依据先国际后国内的顺序,深入探索超级大国、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运用政策增强创新能力的措施及成效,进而着重研究中国如何运用科技信用管理,怎样通过建设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该书密切跟踪世界前沿创新成果,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科技信息,为遴选研究开发项目和制定科技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基于扎根理论

将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即1978—1994年、1995—2005年和2006年以后。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各阶段的创新政策,研究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结果显示:中国创新政策的范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人才和环境营造一直是中国创新政策的重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加强使得科技与经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西方股利政策研究评述

介绍了西方较有代表性股利政策及模型,并作简要的评述;指出鉴于中国独特的资本市场环境,中国证券市场处于不成熟阶段,独特的股权分置现象,赋予股利政策丰富的内涵,如何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现实的股权结构来研究中国的股利分配问题成为我们的重点。     

新形势下各国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动向与思考

基础研究在现代社会发展和国际科技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的基础上，梳理中国基础研究政策体系和特点，结合国际基础研究政策的最新动态，建议通过自由探索与需求导向相结合、保障相关政策的落地执行、建立科技协同治理体系、配套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来加强中国基础研究，进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股票市场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海股票市场1997年至2010年为研究样本,将政策事件具体细分为九类,建立包含各类政策事件变量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政策事件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并通过计算各类政策对股市的冲击力度深入剖析政策事件对股市的影响程度和市场消化政策冲击的能力,为政府出台政策提供支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计量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政策事件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政策事件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幅度不同,在2007年大牛市和2010年股市低迷的情况下,政策力度的执行水平具有显著提高。     

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科技政策良好体现环境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上升为事关国家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政策需求,环境保护因素如何良好地体现在中国公共政策体系尤其是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系中已成为一个全局性、战略性和跨部门的重大政策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对中国科技政策体现和推动环境保护的作用及其背后影响因素和规律的探索却较少。从公共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视角切入,通过对1949-2015年全时段、全样本量的中国体现环境保护因素的科技政策变迁进行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政策文本分析,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形成”这一研究问题。研究结论是中国科技政策体现环境保护的政策安排具有阶段性特征,“多”并不必然等于“好”。进一步指出,当前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需要具备政策制定高度、清晰的高层次全局动员治理手段、高效的多部门政策协同和充分的各级资源配置4个方面。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展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现及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体系框架,并首次在实践层面就改进中国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的体现给出了相应定量值,以测度什么样的“多”才会等同于“好”,不仅将加强对环境保护与科技政策之间关系的认知,还将为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中美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以中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和美国《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中美创新战略规划的政策工具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使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最为频繁,同时中国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率高于美国;两国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比例相当,但中国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内部机构不尽合理;两国使用最少的为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国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尤其低。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个别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存在过溢、错位、缺位等不良现象,就此借鉴美国政策工具的运用经验,提出了完善中国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布局的建议。     

青海省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演化特征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促进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从整体和分阶段两部分出发,在对政策数量、政策类别和发布主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对1985—2022年青海省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政策演化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青海省对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青海省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时间的连续性和部门间的协作性不足;政策工具的协调性较差,具体表现为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非均衡性,三类政策工具内部的使用也呈现非均衡性。最后,为青海省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国内外政策协调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CiteSpace V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文献,运用CiteSpace V可视化软件,对可查年份至2019年国内外政策协调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突显率检测和热点主题分析对比国内外研究差异和趋势,发现:政策协调研究范围从金融、货币政策拓展到环境、气候等政策领域;国外研究注重考察政策主体间的协调行为,将制度因素引入政策协调研究,而国内更关注政策协调的机制和效果评价.目前国内外对创新领域的政策协调问题关注不足,未来研究需加强多学科交叉合作,重视基于中国制度特色的创新政策协调研究,助推理论和实践融合.     

中国高新技术政策30年: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从高新技术政策文本的视角,对中国30年来高新技术政策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实证分析,并将其划分为5个时期,即恢复与探索期、启动与发展期、应用与成熟期、转型与法制期、跨越与创新期,最后对高新技术政策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与评述。 ?     

一名合格政策分析师的基本素养——基于政策分析的研究

政策分析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增强了对政策实践的解释力。在政策分析理论发展的同时,政策分析的主体即政策分析师也在不断职业化。当代国内对政策分析师的研究比较少,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分析师的角色分类、职业伦理及其素质等方面。因此,通过文献回顾,梳理政策、政策分析、政策分析师的内涵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从政策分析的视角,提出作为一名政策分析师的必要条件,即政策分析师必备的基本要素、综合使用各种分析方法、保持有限理性、政策分析科学化、培养健全的人格、培养对问题的敏锐性,以期为政策分析理论的相关发展提供参考。     

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及其应用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完全竞争格局的事实存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便成为一种催生事物应运而生,由于各国的贸易顺差与逆差的不平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很难达成共识。本文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实施环境、实施效果来对其进行分析,对政府干预作用重新定义论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在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今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球应用环境分析也是探索在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政策能否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绩效——基于政策效力的实证研究

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政府作用和市场行为形成合力,商业健康保险在多层次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商业健康保险政策效力和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从供给侧为商业健康保险政策制定及市场结构优化提供建议。选取2002年以来中国主要商业健康保险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分阶段、分维度、加权重测算政策效力,对政策效力与保险公司绩效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商业健康保险政策效力得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政策效力提升对公司绩效有促进作用,政策的全面性、深入性和有效性有待提高。     

政策网络研究综述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它将公共政策过程理解为多元利益群体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突破了西方传统决策研究领域的精英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模式,建立起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联系。对政策网络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学派:美英学者视政策网络为一个政策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德国、荷兰学者认为政策网络是介于官僚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一种治理形态。     

基于政策指数的科技政策实证研究

政策指数是政策分析的新尝试,是对区域科技政策内容进行整体判断与分析的一种方法。提出了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指数的计算模型,并对分指数——天津市科技金融政策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津、京、沪、苏、广5省市中,天津市是目前国内科技金融政策内容在整体上最为成熟和完善的地区,并就进一步开展天津科技金融政策工作提出对策性建议。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研究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新阶段来探讨对中国农业的支持政策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但从支持的量、结构以及方式上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因而,本文在农业支持政策的目标、内容、重点、原则以及方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