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约束、再分配及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

当信贷对那些禀赋较少的当事人是完全可获取时,再分配对长期增长无影响.当信贷不可得时,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越高,越容易刺激穷人掠夺富人的财富,并牺牲了总的投资与增长.恰当的再分配政策设计可以有利于禀赋少者并促进总的产出,并使社会朝着增长与和谐的方向努力.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联立方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三种机制,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如何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来作用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刺激物质资本投资,但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负。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政府不应容忍收入不平等的过分扩大。     

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入手,探究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中国1978-2005年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劳动力、投资、教育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有效需求交互影响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有效需求机制阻碍了经济增长,且在短期内效果也非常显著。     

分而治之及其再分配效应

本文建立了一个分而治之的理论模型,阐释拥有资源再分配权力的社会组织管理者如何通过实施这个策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这种策略会对社会经济资源再分配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不仅展示了这种策略如何针对两个被领导群体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而且揭示了在多个被领导群体的社会组织中管理者如何实施这个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在社会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差异化的再分配政策并不一定是由群体之间不平等的资源禀赋造成的。由于管理者所实行的分而治之策略,拥有同等禀赋的群体有可能面对完全不同的再分配政策。管理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通过利益输送与一部分群体形成最小化获胜结盟,让他们成为受益群体,同时完全剥夺边缘群体的资源,获取中间群体的一部分资源。由于这种分而治之的差异化再分配政策,小部分群体可以从中获益,其它大部分群体则会受到损害,从而造成不同群体间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政策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政策偏向是收入不平等与财政再分配恶性循环的决定因素。当政策偏向于穷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提高税率,扩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当政策偏向于富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降低税率,减少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依据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恶化,针对恶化的不平等而采取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效果差,没能扭转不平等恶化趋势,政策偏向严重。(2)税收再分配政策偏向富人,使富人税负相对轻于穷人,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偏向于穷人的转移支付多为消费券(物),导致越扶越贫。为此,需要从调整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对策。     

中国卫生筹资的再分配效应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和类似于税收再分配的分解方法,将卫生筹资的再分配效应分为三部分:累进效应、水平平等效应和再排序效应。卫生筹资增加了收入不平等,表现出了亲富人的再分配,主要原因在于水平不平等和再排序效应,如果相同收入的人群进行相同的卫生支付,再分配效应将会降低64%,另一原因在于卫生筹资系统的累退性。在同为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中,农村卫生筹资亲富人的再分配程度高于城市;农村卫生筹资的累退程度大于城市;农村卫生筹资的水平不平等小于城市。     

博弈论视角下的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是开发自然资源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统称,比如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教育投资不足、物质资本积累下降,创新不足、不平等、寻租、腐败、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由于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给出了大量关于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的全面说明,立足于博弈论视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为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政府债务、收入分配和增长

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当从工人处征得的税收收入用于支付富人持有的国债的利息时,政府债务是否会恶化收入的分配。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后凯恩斯模式,在该模型中,增长是由总合的需求而不是由资源的供给决定的,收入在赚取工资的工人和赚取利润和利息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本文的分析强调了也许会提高工人收入的政府债务增加所可能带来的扩张性的影响,分析还表明了政府债务对收入不平等的确切影响依赖于政府债务增加时的外部环境。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家庭教育—生育决策的政治均衡模型

本文利用政治均衡模型(political-equilibrium),以家庭教育—生育决策为传导机制来探讨初始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种机制下的基本结论为:初始分配越不平等的国家,人均经济增长越低;不平等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人群;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而分配不平等与分配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呈现正相关。本文还针对我国情况建立了一个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发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存在生育约束政策的国家中会产生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效果。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探析

政府投资活动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政府投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不利于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本文分析了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成就及问题,并重点从政策和体制改革保障等方面提出建议.     

贫困、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印、俄、巴四国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是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是根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导致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这是因为大多数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富人、开放地区以及新兴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而穷人、落后地区和产业往往受惠极少,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常常让增长的减贫效应事倍功半,甚至还可能使贫困人口意外地增加.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中、印、俄、巴四国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模型,将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变化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影响量化,进而从经验上证明,惠及穷人的"亲贫式"增长才是根除贫穷的关键.     

分配失衡与发展陷阱:经验事实及成因探讨

本文利用1980—2000年33个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收入分配对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示收入分配是导致国家(地区)间经济增长绩效差别的重要原因,分配失衡与发展陷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许多国家没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解决收入分配难题,原因在于分配结构会影响政府政策选择,政府倾向于通过再分配和逆市场化政策来避免利益集团的阻碍并回应民众的呼吁,容易导致社会分化与经济停滞并存的现象。研究结论对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税收竞争、资本外流与投资环境改善——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并行路径研究

税收竞争和资本外流风险导致辖区政府追求高增长、不分配(低税)政策,但是,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在较高税负的前提下吸引住资本,既使经济增长,又使收入公平分配。本文在一个非合作开放经济框架中构建的理论模型表明:(1)资本税负越重,资本外流越严重;(2)如果投资环境改善,资本流入且促进经济增长,工人依附资本取得劳动报酬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收入不平等;如果投资环境恶化,资本进一步流出至外地获取收入并使本辖区经济增长减速,工人失去资本依赖且无法取得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联立方程计量分析验证了理论命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保持对资本所得的有效税负,改善投资环境,形成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并行的路径。     

健康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

健康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育人力资本一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要素,健康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投资,对政府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文章论述了健康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述评

资源诅咒是开发自然资源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统称,比如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教育投资不足、物质资本积累下降、创新不足、不平等、寻租、腐败、体制不健全、内战等问题。因其明显的政策含义,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以经济增长源泉为线索,区分经济学和政治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给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全面说明,以帮助找出我国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制定相应政策提高资源开发绩效。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理论分析与对策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很大 ,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运用现代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发现 ,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机会不平等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等因素都将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因此 ,为缩小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差异 ,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经济 ,发展教育事业 ,加强对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宏观调控等对策建议     

政府主导、企业偏向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一个基于三方博弈的分析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三方博弈的结果。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谈判机制是在政府主导和企业偏向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住户部门所占份额偏低,政府偏向、企业偏向严重是这种国民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必然结果。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过分追求以及经济增长目标与提高住户部门份额之间的矛盾,导致我国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总是被动的。在全社会建立起平等的国民收入分配谈判机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平等的工资谈判机制,是我国国民收入格局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提。     

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

高增长、低消费和高投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笔者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等的影响.建模分析发现,税率、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总额、政府消费、资本在效用中权重、政府投资外部性、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都影响着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可由基尼系数、投资、政府消费、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来解释,其短期波动则可由基尼系数、投资和政府投资来解释.所建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市场还是政府政策？

市场因素和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是决定一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住户数据,计算出我国居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并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借此探讨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的,还是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不足的结果。研究发现,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由此认为,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果不明显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较发达国家严重的主要原因。加大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力度是缓解和改善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途径。     

转型背景下的居民主观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引起社会普遍不满和对社会稳定构成实质威胁的是居民主观层面所不认可的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尝试考察我国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将主观收入不平等合理分解为认可的不平等和不认可的不平等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本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负相关,而不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平认知对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当前政府的改革应该从消除体制性障碍入手,特别是要消除行业垄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等,创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为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