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化

文章以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为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整体的收入流动和群体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程度。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呈现收入分化的趋势。从年度纵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无助于农民工整体收入的提高;"跨越型"社会资本能显著提高其收入。从农民工群体内部横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会显著减小农民工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跨越型"社会资本则会显著拉大群体的收入差距,尤其对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贡献大于中低收入组。此外,研究还发现了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在排除自选择因素和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工资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受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工资决定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性别差、城乡差、区域差等。采用基于均值回归的O-B分解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M-M分解,对形成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低收入人群更为重要;工作经验对中等收入的男性群体和高收入女性群体更为重要;工资收入的性别歧视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严重;地域歧视是城乡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和经验不是造成城市群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在农村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中起着"马太效应"。     

农民工社会融合再认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鉴于理论研究、政策与农民工现实期望的巨大差距,从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情境和现实需求出发重新界定了群体社会融合的内涵,并从经济融合、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实际测量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发现教育之外其他因素对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影响差异。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全面提升,必须切实推进和落实户籍、社会保障等深层次改革。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来自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项目第五轮全国范围调查(CHIP2013)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构建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测度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综合测度城市融入程度,并分别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最后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检验不同区域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否具有歧视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不高,东部地区要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随着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分位点的提高,其影响变量的系数绝大多数都有明显的变化,但波动方向与程度差异较大;不同区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差异主要是由发达地区农民工和欠发达地区农民工之间的禀赋差异所引起的,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歧视效应。     

教育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与其职业期望不一致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采用多元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对教育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选择、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发达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工作与收入状况的案例调查

通过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与职业分布、工资收入与劳动时间、权益保护与自我维权意识、对工作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东莞外来务工人员来源地主要为我国中部地区,以刚毕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大多从事制造业工作,工资相对较高,工作环境较好。今后,应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进程,加大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建立和健全外来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和生产安全保护体系。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来沪农民工收入影响分析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文章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影响上海外来农民工收入的因素,通过明瑟收入方程验证不同劳动力分割对农民工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程度。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2014年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以及偏差校正方法,估计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比未参加在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高496.91元,使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21.5％;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贡献高于教育回报率,但在职培训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呈现负向效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不高,教育程度、跨区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的影响呈现"U"型,性别影响不显著.     

“异域”到“己乡”:城郊型乡村外来务工群体的本地融入研究——来自浙江省温州市进星村的案例

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城郊型乡村外来务工群体的本地融入值得关注。以浙江省温州市进星村为例,探讨了东部发达地区城郊型乡村的外来务工群体在本地的渐次融入过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欠发达地区偏远乡村务工人员的阶梯转移及渐次融入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其一,伴随城郊型乡村工业化初现、产业衍生集聚、产业结构转型等经济演变和发展历程,外来务工群体将渐次实现本地融入,但身份融入是“最后一公里”;其二,城郊型乡村外来务工群体的本地融入大体将经历从生计融入、生活融入再到身份融入的渐次融入过程,并呈现出融入主体由个体转向家庭、融入期望由赚取收入转向自我价值实现、融入障碍由自身因素转向制度瓶颈的基本特征;其三,宏观政策制度变迁、城郊型乡村经济演变与务工人员需求和意愿升级是城郊型乡村外来务工群体本地渐次融入的主要影响因素。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迁移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讨论，但是鲜有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关系的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模型讨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陷入不利状况(就业不稳定、工作收入低),进而影响其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从整体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和重点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两方面出发，以缓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不利影响。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城市外来人口的户籍身份与卫生服务利用——以昆明市官渡区为例

基于最新的研究动向与成果,按照区域分割和城乡分割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探讨外来农业人口、外来城市人口、本地农业人口和本地城市人口在卫生服务利用上的差异。城乡分割主要是"遗产性"的影响,表现为外来人口内部的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在流入地卫生服务利用上的差距;区域分割的影响显著,表现为两个外来人口群体与本地人口之间在获取城市卫生服务上的差距。外来农业人口受区域分割和城乡分割的双重影响,处于研究群体的最底层,使用私人诊所和在家接生的概率最大。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的影响——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收入机制比较

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计划经济影响力依然存在,市场的因素也在逐渐增加。随着转型的持续深入,出现了大量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了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收入决定机制。本文结合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户籍身份给本地非流动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在收入上造成的影响,以及非流动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不同的收入决定机制。     

迁移模式对农民工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研究迁移模式对农民工重构人际网络的影响。迁移意愿在迁移模式影响人际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显著作用;迁移距离和迁移规模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负影响,迁移时间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正影响;农民工在初级人际网络建立阶段群体差异不大,呈现"内卷性"群体特征,迁移距离和迁移时间都不显著,而在新型人际网络构建阶段群体差异显现,三种迁移模式均显著,构成新型人际网络差异性的重要原因;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等显著影响人际网络的构建。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9省市的调查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就业收入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利用对广东、福建、上海等9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培训与其就业收入影响都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参加了培训则相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为此,提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加强农民工培训等政策建议。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的影响——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收入机制比较

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计划经济影响力依然存在,市场的因素也在逐渐增加.随着转型的持续深入,出现了大量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了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收入决定机制.本文结合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户籍身份给本地非流动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在收入上造成的影响,以及非流动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不同的收入决定机制.     

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关系演化的差异研究*——基于AIDS扩展模型

本文基于AIDS扩展模型,从时间影响和城乡差异两个视域,实证研究了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关系的差异演化。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中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没有完全遵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最主要的收入因素,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在特定阶段或群体中对各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高收入阶层中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从“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教育对不同收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