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生产率对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与融资约束假说",选择2011-2012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制度环境、融资约束、生产率及出口倾向间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但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并非是导致"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将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发现"悖论"主要体现为"规模效率悖论";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强化生产率对于出口倾向影响;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融资约束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根本原因。     

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基于企业融资异质性视角

以地方环境立法政策的实施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事件分析法系统全面评估环境管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不仅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明显提升了企业出口概率,并且这一促进作用随立法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进一步引入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环境管制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出口,并且该效应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而不断增强;对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管制激励了企业(尤其是低融资约束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技术改进活动,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对企业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研究环境管制与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发现,环境管制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并且这一作用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而增强。     

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

文章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而研究不同贸易方式中企业出口比重变化在融资约束和企业生产率上的差异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出口比重提高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2)低生产率的企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高生产率的企业会以一般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实证研究采用海关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结果支持理论假设。中国出口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比重的边际调整来最大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得失,因此若想通过"出口学习效应"更快成长,政府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即松解融资约束和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对华反倾销抑制了企业创新行为吗

随着中国企业高科技产品出口增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领域也逐渐向高科技行业集中.频繁遭受贸易摩擦冲击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会受到何种影响值得探究.本文以2007-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华反倾销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区分创新类型后发现,对华反倾销对策略性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策略性创新仅受反倾销的“融资约束”抑制作用的影响,而实质性创新同时受“融资约束”抑制作用和“风险承担”激励作用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实质性创新有助于缓解对华反倾销对企业价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本文从微观视角丰富了反倾销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从产品市场环境的角度拓展了创新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同时,为贸易保护背景下,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贸易摩擦提供了经验借鉴.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孰因孰果——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即融资约束的缓解提升了企业出口绩效,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因企业所有制类型、规模及贸易模式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融资约束对民营、中小型及一般贸易型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大型及加工贸易型企业;而出口对民营、大型及一般贸易型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中小型及加工贸易型企业。     

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员工收入增长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对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经济学领域一个极为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在构建两种融资约束指标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不同出口状态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融资约束对其员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通过生产率和就业规模的传导机制显著降低了员工收入水平,并抑制员工收入增长,且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和融资约束的不同度量均得到十分稳健的结果。但这种影响在出口与非出口、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表现并不一致,出口企业和非国有内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其员工收入增长,而非出口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则并不明显。因此,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提升对中小型出口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并扭转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歧视等方面改善劳动力收入水平,对当前着力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续贷限制、流动性约束与稳就业——基于《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政府部门不断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还本申请，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企业一定支持。以《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银行续贷政策收紧对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续贷政策收紧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雇佣规模，且该效应因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从企业层面来看，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抵押品匮乏及SA指数高的企业更为凸显；从地区层面来看，该效应在财政压力大、金融深化程度低及银行密度低的地区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银行续贷政策收紧降低企业劳动力雇佣规模的核心机制在于流动性约束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贷款规模减少和贷款期限缩短。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续贷政策收紧还抑制了企业的投资规模和产出规模，但对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支持了现阶段银行机构放松续贷标准的举措。     

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视角

文章以2012—2018年上市企业为分析样本,研究了企业内控缺陷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内控缺陷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作为中介效应在内控缺陷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研究结论证实,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显著负相关;企业内控缺陷越严重,面临的融资约束越高;企业内控缺陷加剧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作为中介效应,进一步限制企业创新能力。稳健性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创新,因此表明相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问题,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更大。     

出口、创新影响民营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证分析——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循环结构联立方程模型,探究融资约束视角下出口和创新对民营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出口和创新是提高其自生能力的直接有效途径,出口和创新与企业自生能力间存在显著的自我加强效应;融资约束缓解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自生能力提升,但通过出口和创新路径间接地促进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缓解与出口和创新间也存在自我加强效应。由于企业自生能力提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且四倍于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因此,提升民营企业自生能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此,需要在制度上保证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专利授权量的实证

通过构建一个包括国内、国外专利授权量的分析框架,利用1993-2006年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内专利授权量和国外专利授权量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不同影响。结论认为,来自国外的技术创新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效应再评估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匹配,使用多期DID模型考察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总体上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其抑制效应存在1年左右的滞后期,同时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反倾销初裁定阶段和终裁定阶段,且终裁定阶段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初裁定阶段。拓展性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对涉案多产品企业、涉案金额在中位数以上企业及统一反倾销关税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更显著。进一步对其内在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通过内源融资约束和商业信贷融资约束的中介渠道抑制了我国企业创新。     

政府研发补贴、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所有权性质视角

政府研发补贴是克服研发市场失灵，促进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目前鲜有关于考察政府研发补贴、融资约束以及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复杂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8年间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政府研发补贴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受其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企业在接受政府研发补贴后，其融资约束的程度都会被减缓；与国有企业相比，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更强。最后，对任何所有权性质的企业而言，政府研发补贴都会挤出企业的研发投资。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途径与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的实证研究

在提出产业聚集、技术创新途径对企业出口影响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文章利用江苏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试图揭示产业集聚、技术创新途径对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二次创新,自主创新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居于产业集群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获取集聚效应从而引致出口能力的提升,集群内企业获取集聚效应的前提是能够融入产业集群式生产分工网络,或是融入产业集群产业链与产品链。据此,文章提出了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产业集群效应以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跨国外包体系下技术创新的出口效应——基于浙江省制造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浙江省制造企业调查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出口效应。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行为存在正面影响:技术创新强度越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越高。基于我国处于跨国外包生产体系之中,本文还研究了跨国外包、技术创新与出口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跨国外包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出口扩张,而且还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间接地激励企业出口。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我国本土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保持出口持续扩张的态势,摆脱对跨国公司及其外包订单的依赖。     

内外融资对企业不同阶段创新投资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根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企业创新活动分为研究阶段（R）与开发阶段（D），探究内外源融资方式对企业不同创新阶段投资的异质性效应，为企业选择创新活动的融资渠道和政府设计精准支持企业创新政策提供参考。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内源融资对企业研究投资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开发投资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债权融资对研究投资和开发投资的作用均不显著；股权融资对研究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开发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内源融资对债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债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内源融资对股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关系具有正向显著调节效应，对股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整作用但不显著。     

进口贸易、生产率与企业创新

本文借助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进口价值替代变量,并从生产率的角度,对进口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生产率超过中位数水平的企业中显现。同时,机制检验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在吸收进口技术溢出和应对进口竞争时更具有比较优势。异质性分析发现,来自不同研发投入国的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则放大了进口对高生产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和对低生产率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即使是生产率最低的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也对创新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从进口中获益。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对2011年到2017年的深证上市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控制变量,对变量之间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给企业创新带来了不利影响.再通过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最终结果仍显示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能改变企业所处的融资环境,就能改善各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     

出口贸易与自主创新——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出口贸易与自主创新的视角,对出口是否促进了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进行了系统考察,并提出了理论假设。借助于1999-2003年和2005-2007年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Tobit模型,就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是否具有"出口中学习"、是否具有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为转型时期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能否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可供识别的微观基础。研究发现在样本观察期内,企业的出口行为会对其自主创新活动产生复杂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是影响效果的关键因素,规模越大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越小的企业出口反而具有抑制作用。同时,2005年以来的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对自主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更进一步,按产业特性对比研究两个样本期内企业出口行为,发现不同产品特性的产业出口与自主创新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自主创新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     

融资约束、金融财税政策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的同时结构不平衡,行业较为集中。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融资约束和金融财税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梳理政策脉络、阐明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构建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出台的金融财税政策可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同时弱化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但该调节作用不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行业层面仅适用于采矿业、金属冶炼业和纺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