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四项排污新标准正式生效

1月1日,由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缫丝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毛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麻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4项排放标准正式生效。这些标准正式实施后,将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导缫丝、毛纺、麻纺工业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方向。     

最终需求侧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解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的数据,引入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最终需求侧环境效率以及中 国分行业对工业总体环境效率变动的贡献度,对分行业环境效率变动进行了增加值系数效应 、中间需求效应、排放强度效应3种影响因素的SDA分解。得出结论：中国环境效率较低,改 善环境质量刻不容缓;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等5个行业环境效率相对较低;对整体效率 贡献率大的行业,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1995～2009年环境效率变动中排放强度贡献率最大,增加值系数和中间需 求贡献较小甚至为负。最后从行业层面提出了改善环境效率的政策建议。     

基于DEA的工业行业科技投入有效性评价——基于山东省工业行业的研究

以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建立工业企业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DEA方法对各工业行业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进行综合测度。根据DEA评价结果得出,山东省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各工业行业之间差距较大,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总体产出水平也不高,科技投入的力度和结构有待改善。     

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与CKC重组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转型特征明显,行业CO2排放强度呈波动下降走势,但2003年工业再度重型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排放强度明显上升。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详细考察了中国工业CO2库兹涅茨曲线(CKC)的类型及成因。主要结论是:中国工业CKC呈"N型"走势,而非传统的"倒U型",即CO2排放与经济增长在倒U型走势之后又形成拐点,出现"重组"现象;投资规模与排放显著正相关,研发强度不是影响排放的主要因素,CO2排放是个动态调整过程,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有助于降低排放,减排治理政策应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环境以及环境规制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数字

7683万千瓦：五年关停小火电 根据环境保护部数据,为实现减排目标,我国建立了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提高了火电、钢铁、水泥等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环境准入门槛。五年来,累计关停小火电装机容量7683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亿吨、炼钢产能0．72亿吨、水泥产能3．7亿吨,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了工业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     

煤化工行业节能减排问题的探讨

煤炭是中国主要能源之一,它不仅能产生合成甲醇、电石、二甲醚等化工原料,还是工业的主要能量来源。近年来,煤化工行业发展迅猛,但由于受到传统煤化工业产能过剩、生产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影响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基于此,文章针对煤化工行业节能减排问题展开探讨和研究,提出相关节能减排措施,以此降低煤化工行业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以及环境的污染,希望引起相关行业人士的关注与重视。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基于Arcgis、Geoda和Matlab软件平台,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对不同环境污染物的差异影响,并讨论了技术进步、环境治理投资、对外开放度、经济增长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3种污染物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没有显著影响,保险业集聚对于不同环境污染物具有差异影响;第二产业发展和调整促进了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减少;不同控制变量对不同环境污染物具有差异影响。因此,环境治理需要考虑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加大银行业和证券业环保投资支持力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改善引进外资结构和环境治理投资结构,重点推进控制工业粉尘排放的技术创新。     

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即将实施

《杂环类农药生产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由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将于2008年7月1日实施。此标准是我国第一个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其制定弥补了我国农药工业无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空白，对推动农药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江苏工业低碳化发展的情景分析

本文在简单回顾江苏低碳经济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江苏工业低碳化发展的3个阶段;利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相关方法,估算了1986~2009年江苏工业的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结果表明,江苏工业碳排放量呈指数形式增长,而碳排放强度呈对数形式下降;基于对各种可能的工业增长速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的设定,对江苏工业低碳化的情景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到2020年,江苏应当选择工业增长保持在12%左右,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保持在7%左右的工业低碳化发展路径。为保证这一排放情景的实现,就必须推进能源效率提高、加快工业结构升级和加强重点行业管理。     

基于VAR模型的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3个环境污染指标和人均GDP经济 发展指标数据,利用VAR模型,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研究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2）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和工业废水排放均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原因;（3）环境污染对工业经济发展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工业废气污染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滞后时间为6个月;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是正向的,滞后时间为5个月。工业废水污染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是负向的,滞后时间为5个月;（4）工业固体废弃物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工业废水,最后为工业废气。     

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强度——基于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的再检验

为研究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工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利用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工业集聚水平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集聚对废水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在达到门槛值前,工业集聚很大程度降低了废水排放强度,在跨过门槛值后,这种作用会减弱。工业集聚与废气排放强度呈显著倒“U”型关系,在工业集聚水平小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会加剧废气排放,大于门槛值后,工业集聚会降低废气排放强度。工业集聚会降低废物排放强度,但未出现显著门槛效应。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河北省县域企业污染治理模式设计

河北省县城污染物排放量主要由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减排措施三方面因素决定,县域污染治理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布局分散、技术落后、治污投入不足、基础工作薄弱等困难。因此,影响河北省县域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因素包括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监管力度、产业结构与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企业布局和环保投入。县域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可分为“环境管理＋结构优化＋环保投入”模式、“进园集中＋技术进步＋环保投入”模式和“结构优化＋工业园区＋技术进步”模式。     

产业集聚、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

本文从产业集聚引发的外部性出发,通过 EG 系数精确计算了中国 2000~2016 年中国 20 个制造类产业的集聚度,并构建联立方程组综合考察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且当前绝大多数行业处于产业集聚系数转折点的左半段;（2）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间亦呈现环境库兹涅茨U型曲线,并且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意愿和投资来改善环境;（3）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环境污染均有显著正影响,环境污染程度高的行业也是产业集聚度高的行业。因此应降低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企业专业化生产和鼓励各地区分工协作,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业细分部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产业网络分析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究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工业发展与空气污染的关系,本文针对我国23个工业细分部门,采用网络分析方法,依据部门网络位置将其分为3组,继而分别采用STIRPAT模型和岭回归法分析工业部门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工业部门人均工业产值越高,造成的空气污染越严重。（2）网络中心的部门,增加研发经费可减少空气污染;而非网络核心的部门,结果相反。（3）与其他产业联系紧密的部门,其单位产值造成的空气污染相对更严重。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符合中国的情况,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首先运用曲线拟合法分析了1986～2009年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多元回归法探讨了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在样本期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验证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研究发现,浙江省在污染量上升阶段规模因素起主导作用,在污染量下降阶段技术因素起主导作用,而结构因素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目标和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时,要由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向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转变,以降低规模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科技投资,以加强结构和技术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