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评介

<正>《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出版于2009年,是王东洋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整理而成。考课制度是考察官员政绩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内容。考课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是伴随新型军国的兴起而产生的。秦汉是考课制度的形成时期,各项考课标准和流程逐渐形成。魏晋南北朝与大一统之秦汉不同,政权分裂,因而很难实施统一连贯的考课制度,研究起来难度较大。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的考课制度研究     

浅议魏晋南北朝时期耕籍（藉）礼的实践

魏晋南北朝时期,耕籍礼得到了时断时续的实行。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实行耕籍礼的情况进行粗略统计的基础上,归结出了耕籍礼在本段时期实行的基本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私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乱,官学兴废无常,私学却以空前的规模繁荣了起来,笔者主要分析这个时期私学兴盛的原因、发展的状况以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三五取丁”问题

魏晋南北朝的“三五取丁”问题张维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三五取丁”的说法，指的是摇役征调的方式或方法。本来中国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套征调谣役的制度或比较完善的方法。但自东汉末三国以来，社会动乱不断，尤其自西晋覆灭之后，北方陷于诸族纷争的混乱状态中，...     

魏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南北迁徙频繁。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前所未有的融合,胡族和汉族人民在饮食习俗和烹饪技法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彼此的饮食结构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典书法的艺术自觉

中国古典书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双重性,即相互交融与渗透的实用性与艺术性。而这种相互交融和渗透,是以文字为载体以线条为语汇的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多样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以及各种书体发展完备,笔法的精熟,书法进入了艺术的自觉期,成为真正独立的艺术。     

浅谈隋唐时期的绘画教育思想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隋唐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当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同其他国家的交流频繁,文化艺术获得高度发展。名家辈出的隋唐画坛,先后涌现出如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韩幹、张萱、周昉等令后人仰慕的巨匠。总体而言,此时期的人物画继承了汉魏传统,重视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而山水画领域则分流出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两大体系,并产生出不同的地域风格。     

魏晋南北朝的尚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重要的断代史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国家制度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且比较杂乱.这一时期是两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过渡时期.当然也是政治制度史上三公、尚书机构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三公由东汉的宰相发展到隋唐,成为完全不与政事的尊崇之位.而尚书则由典掌枢机的小官,发展到隋唐,成为从实际到名义都是宰相机构的过渡时期,同时对各个时期尚书机构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加以论述.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度量衡

一、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度量衡史上的几件大事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变化多,增幅大,北方尤比南方为甚。中国历史上度量衡单位值急剧增长,实自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三国时,大体上仍沿用东汉度量衡,单位量值虽有所增长,但尚不算多。当时天下大乱,“乐工散亡,法器淹灭,魏武(曹操)始获杜夔,使定音律”。(《隋书·律历志上》)杜夔以制乐的需要制尺,尺长24.185厘米,已较东汉之尺稍长。后世尚存的魏正始弩机亦刻有尺度(上虞罗氏藏,长24.45厘米)与杜夔尺基本相合。魏景元时(公元260—264年)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商功篇》,对新莽嘉量同魏斛作了比较,结论是魏斛大而尺长,莽斛小而尺短。(《晋书·律历志》)然差得也不太大——尺长4.70,斛大2.63％而已。在这期间,郑玄注《汉书·律历志》,亦有功于度量衡史的研究。     

食干补论

关于干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阶层,特别是东魏北齐的给干、食干制度,近年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①,论述颇为清楚.不过,其中尚有不少问题歧义极大,并有不少方面未得论述,因而不揣谫陋,补论几点于下.第一,干的名称及千之原义.汉代至于宋代的各个时期中,行政机构中都有名为“干”的一种人存在.在长达千余年中,干的身分地位有不少变化.汉代干之原义,是一种低级吏的名称,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中所见的干就相当普遍了,如《三国志》卷28《魏书·邓文传》载其”为都尉学士,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同传注引《冀州记》称爱绍“起自干吏,位至卫尉”.同书卷15《梁习传》注引《魏略》云弘农郡有于.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又一硕果——《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评介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进展迅速,佳作纷呈,硕果累累。《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就是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之后贡献给学界的又一硕果。《初探二编》所收17篇论文,涉及户籍制度、田制、税制、兵制、馆驿制度、劳动者身分地位、西州交通路线等许多领域,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进一步开展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现将该论集各篇所论,作一简要介绍。     

魏晋南北朝的杂税之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田租、户调制之外,还存在其它税制,而且主要是商税。单从商税来论,其名目繁多:有属于商品流通性的课税—一关、津之税,有课之于不同商品的鱼税、酒税、盐税、果木税等,可以总称为商品税;还有课之于贸易者双方的商税,当时谓之“估税”,属于贸易税的范围;更有课之于市场的商税,当时谓之“市租”或“市税”,属于商业经营税的性质。由于这些税都同市场、商业贸易及商品转运     

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

常为今人称为“庄园”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例证 ,实际上只是一般的封建大地产 ,它们都不是最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 ,也没有什么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 ,因而不具有“封建庄园”的基本特征 ,与其时大量存在的一般的封建大地产 ,也并无区别。“闭门为市”的生产方式不大可能 ;大地产的所有者未见“族长”迹象 ,且并非都是世家大族 ;居住关系也不是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 ;封建大地产上的生产者佃客、部曲等也未必都是族众。“庄园与家族二位一体”的看法并无事实根据 ,所谓“庄园”也不具有“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整个宗族的有组织的聚族活动尚不多见的原因或即在于还未形成宗族共有的族产。     

唐朝的限奴措施述论

唐朝的限奴措施述论杨际平魏晋南北朝时，奴婢的数量很多，奴婢在社会生产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致有“耕当问奴，织当访婢”①、“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之说②。入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租佃制与佣工制的发展，奴婢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相对降低...     

以乐为诗 声律谐美——永明体诗声律之管窥

我国古典传统诗歌讲究声律之美,注重音韵和谐之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永明体＂诗歌出现,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和艺术技巧美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隋唐五代和两宋,尤其是＂盛唐之音＂之韵律＂诗乐＂的全面成熟及繁荣兴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也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文章旨在论述其形成的原因、特征和影响。     

从互文性视角看古题乐府《燕歌行》主题演变

从互文性视角出发,对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燕歌行》系列作品的主题由＂闺怨＂向＂征战＂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和论证,重点探讨《燕歌行》主题演变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文本意义的增值问题,有助于发掘诗歌文本的审美意蕴。     

古代中国购物指南

请允许我做三个假设:一、您有一台时光机;二、您有百元人民币;三、您想乘坐时光机到已经逝去的某个时代去购物。首先您知道,如果不做任何兑换,揣上人民币就直奔魏晋南北朝或者唐宋元明清,极可能买不到任何东西,因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南朝双观音造像碑》 中的佛寺园林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但这一时期的 佛寺园林极少有形象资料可为研究佐证。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的《南朝双观音造像碑》碑阴清晰描绘了一处佛寺园林,提供 了此时期佛寺园林的重要图像资料。通过对这一图像的分析 与复原研究,可探知南北朝佛寺园林的空间格局与山、池渠、 植物等组成内容的营造特征,如寺院入口的渠池-桥-莲花模 式,主体建筑集中于前院,以乔木、灌木组合为层次丰富的植 物景观,并以孤植、蕉石组合等方式创造景观焦点;寺院后部 筑山植树,营造自然山林之意趣。该图像反映出佛寺园林的组 成、格局和造景特征受到皇家苑囿和士人园林的影响,同时为 满足佛教活动的需求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

(一) 虽然中国的宗族社会由来已久,甚至可以上溯到父系时代,但是清代的宗族制度,却是在宋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由于宋代具备了许多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得由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宗族组织,不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以世家大族为特色的宗族制度,或更远古的“宗法制度”的恢复,而是在新概念上的再建。它的社会基础已不是世家大族,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基层群体。维持宗族制度的     

林业规模经济的非线性均衡分析研究

本文将林业规模经济分为两类,即林业经济效益的规模经济和林业三大效益的规模经济。在分析林业经济效益的规模经济时,引入了成本变量,简要说明了林业经营成本与林业经济效益成反向变动关系。在分析林业三大效益的规模经济问题时,运用非线性均衡分析方法,并通过建立模型论证了林业三大效益达到最大化即均衡状态时所必需的条件。对林业三大效益规模经济问题的分析是本文核心部分,旨在为林业三大效益均衡问题的研究提供若干参考依据,同时也为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