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入动因及风险防范

本文针对国际投机资本引发金融动荡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入的动因以及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潜在影响。最后，提出相关的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化解金融动荡的具体应对措施。     

国际投资:实践的演变与理论的发展

70年代之前,当国际直接投资尚未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时,西方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主要以古典理论为主.古典理论以传统的比较利益原则来解释国际资本流动,认为导致资本国际流动的原因与导致商品的国际流动原因是一样的.该理论认为,比较利益决定国际分工,自然禀赋和制度上的差异决定着资本积累率,这两者的结合又决定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并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后来,以国际收支为分析出发点的资本流量理论、资本存量理论及货币分析法则从利率、资本流动的存量规模和一国的货币供应等不同的角度对古典资本流动理论作了补充.70年代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作用的不断增强,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国际投资理论使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20年来,国际投资理论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理论发展教都与国际投资的实践演变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将在分析国际投资实践与理论发展关系的同时,拟对西方70年代以来有影响的国际投资理论.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理论分析和监管对策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对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并形成投机性冲击的原因、影响和控制方法展开了研究,取得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成果.本文重点概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新进展,并针对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状况试从资本管制、结构完善和监管手段提高三个方面对有效提高对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进行分析和探讨.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国际资本大规模的涌入我国市场,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会给我国带来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面对大规模的国际资木流动,我国政府推出了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控制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本文就国际资本的流动趋势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和阐述,同时,根据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我国采取的经济对策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汇率波动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及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的重要因素,人民币升值将会抑制FDI 的流入,但不会使我国的FDI 明显下降,国内利率也与FDI 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适度升值和长期稳定性有利于外资的合理流入,但目前阶段应加强资本监管,预防经济风险.     

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近几年我国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阻止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加强对已流入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和疏导;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进一步完善我国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等,以维护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     

在国际板背景下我国发行存托凭证的思考

2009年国务院19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适当的时候推出国际板.国际板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国际板发行将采取直接发A股抑或发行存托凭证.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趋同的现状与前景分析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化的问题伴随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而备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趋同性发展能维护公平的资本市场、保障透明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吸引更多国际和国内的投资者、促进全球资本市场更快发展。     

国际游资

国际游资（intemational fluid capital）又称为国际投机资本，也叫热币、热钱（hot money），是指在国际间频繁流动，以追逐短期汇率、利率、股票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的短期资本，是国际短期资本中最活跃的部分。它是一种游离于本国经济实体之外，承担高度风险，追求高额利润主要在他国金融市场做短期投机的资本组合。     

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新方式

当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取代国际贸易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时,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变化显然就不再只是单个国家资本输出人状况的一个反映标志.而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化与趋势互为依存互为影响.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领域中对国际资本流动最具影响和改变力莫过于以下三大趋势. 首先,工业化国家普遍陷入的经济衰退增加了各国政府的预算压力,资金来源受阻严重限制了官方援助和多边机构的优惠贷款供应. 第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中的非集中化倾向加剧,地区性融资势头上升.发展中国家更依赖于地区性的融资,以求刺激国内资本市场的建设及其直接投资.如拉丁美洲寻求北美洲的参与;东欧寻求西欧的参与;东南亚寻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参与. 第三,私营化和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通过国营企业公开发行股票来实现向私有制的转化。     

国际生产网络与新国际分工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并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活动跨越国界、市场趋于一体的活跃状态,越来越多的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平坦的世界市场,同时,更加激烈的竞争也随之而来.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之路径

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关系紧密;从学科发展史看,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相辅相成。正由此,在两个学科的联结被割裂近半个世纪后,跨学科研究又在西方蓬勃兴起,甚至号称一个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派正在形成。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一书正是起步阶段的一部探索性之作。该书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对当代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实践进行的一种跨学科分析,试图为当代国际法的实践提供另一种途径的理论诠释。无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必须克服很多困难,包括跨学科研究的难度、学科内的偏见以及学科之间的隔阂等。不过,正是由于跨学科研究本身能够给两个学科的进步带来的诱人前景,决定了其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研究路径,并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国际企业家精神对国际化知识获取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学习理论及知识创造模型,探讨国际企业家精神对获取国际化知识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因素。文章假设国际企业家精神能提高企业国际化知识的获取,并且受到有机式组织结构以及企业网络关系强度的调节。基于对219个我回国际化企业实证研究,发现有机式组织结构正向调节国际企业家精神与国际化知识获取,与假设相反,组织的网络关系会减弱国际企业家精神的有效性。     

国际贸易与国际产业链的互动效应——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结构选择的实证分析

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种。从中国要素禀赋、技术进步、国内产业结构等因素考虑,中国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理论论证角度和对企业发展的知识特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干中学和创新等四个方面的实证分析后,进一步认为现阶段中国应发展知识性劳动密集型产业。     

金融危机下国家利益与国际协调的博弈

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的范围.然而,各国在货币政策的协调上存在巨大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国际资本市场的运用及国际经济合作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力的抬升，促使世界经济重心不再局限于欧美地区；在亚洲如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块状经济组合正逐渐形成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近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及港澳回归祖国和台湾经济高度发展，因而两岸三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华人经济圈，此一地区的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将更趋紧密，才能共创共荣的局面。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吗?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注重从国际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特别是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探讨影响和制约国际和平的种种因素,"相互依赖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的观点随之广为流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净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评述了国外学者在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冲突的关系方面的观点、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虽然对经济相互依赖的衡量存在分歧,导致结论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证明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的观点.     

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

战后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无论是在世界经济层次.还是在国家(母国与东道国)层面,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本文将区分世界总体、东道国和母国来深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reedoms are regressed on a bilateral cross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s using ordinary least squares and Tobit technique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is found. Economic freedom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ven when controlling for income per capita and political freedom.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these freedoms on migration flows into OECD countries between 2001 and 2006 using fixed effects estimations is analyzed. The panel data analysis mostly corroborates the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The notable exception is that political freedom appears to have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migration flows during this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