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结构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近来备受瞩目。"未富先老"是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最新文献回顾发现,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性、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缺乏,是造成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助于作出科学判断。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人口红利”应二次转型

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中国应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型至质量型“人口红利”,并以此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战略性转变。     

转型升级背景下广东劳动力素质提升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广东加快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我国人口发展规律的科学决策,也是“后人口红利”时代广东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广东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传统粗放式发展的人口条件不再具备,“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为此,如何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培育和汇聚与经济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者,促进广东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是当前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的增长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渐消失,现有理论与经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人口红利型增长转变为生产要素驱动型的模式,人口红利型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转变模式是保持经济长期关键,也是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高收入经济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进步才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人才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高增长,人口红利功不可没。但近年来,人口红利效应已呈现出衰减迹象。这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值得认真重视。对此,我们提出,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应对,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解决就业难问题、培养高层次带头人才以及加快人才管理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把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从资产负债表角度考察人口结构的宏观含义

中国人口红利趋于弱化的主要影响是低利率格局将逐步发生改变,从而提高负债方融资的整体成本,这反过来将对资产方投资配置产生冲击。为此,本文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考察人口结构变迁的宏观含义,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意味着融资杠杆能力的弱化以及投资效率的降低,这将导致一个经济体合适的、可持续的潜在增长率逐步呈现下行态势。人口结构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冲击也限制了政策的腾挪空间,经济增长中枢速度的平稳回落以及通货膨胀中枢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决策者如果以低物价和高增长组合作为政策目标,将可能导致紧缩过度或刺激过度。     

经济全球化、中国收入分配与“人口红利陷阱”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各个层面入手,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探讨了贸易全球化、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金融深化、科技进步、教育水平等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加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阶部门向高阶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过大。     

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分析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大卫·罗默的假说,由于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实际的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即存在因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引起的"尾效"。1978—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平均每年约为1.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由于土地资源的消耗,在1978—2005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了1.26%。按照这一数据推算下去,到203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74%;到205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57%。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机制为核心形成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代表从突破制度约束刚性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二是,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从摆脱增长机制锁定的视角,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此外,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经验分析亦占有很大比重,指出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口红利与城市化、制度机制调整是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     

对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的认识

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另外,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原来的人口红利出现了转变的趋势,也造成了老龄化负担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具备了某种可能性,因为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求的逆转可能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推力,而养老金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则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拉力。在现实条件下,考虑这一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冲击以及劳动力异质性的影响,应该实施渐进缓慢、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作用——基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视角

当前,内外部环境改变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越发重要。以经济效率提升与经济动能转换综合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均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只有基础研究显著促进经济动能转换;②东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基础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阶梯式地区异质性影响,即对东部地区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抑制作用,且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动能转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应用研究无显著地区异质性影响;③基础研究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只有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基础研究才会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为实现2025年前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需保持在［24.7%,29.3%］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