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下安徽最优储蓄率研究

本文采用安徽省2001—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安徽省最优储蓄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储蓄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存在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2)对比安徽省最优储蓄率与实际储蓄率发现,安徽省各市实际储蓄率远远高于最优储蓄率;(3)通过影响因素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对实际储蓄率影响显著。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存款储蓄进行实证分析

储蓄率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它的高低会对经济增长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率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呈不断上升趋势。本文以1979—2002年的城镇居民的数据为样本,引入城镇居民储蓄率,通货膨胀率,一年期储蓄利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基尼系数5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并利用Eviews6.0软件对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及各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关建议。     

影响我国居民储蓄行为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储蓄呈现出很明显变动。本文分析了影响居民储蓄变动的主要因素,并指出在制定宏观政策上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储蓄率保持适当的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     

刍议我国银行存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入手,剖析了我国银行巨额存差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指出只有国家、银行、企业、居民多方协作,提高我国储蓄-投资转换效率,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老龄化会影响金融科技创新吗?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爬虫技术所爬取的数据测算省级金融科技创新指数,研究老龄化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老龄化程度与金融科技创新水平之间为"U"型关系,老龄化程度存在拐点,低于拐点时,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将抑制金融科技创新,超过拐点后,老龄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其机理在于老龄化存在抑制创业效应和激励储蓄效应,老龄化通过抑制创业水平约束金融科技创新,而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索洛模型

我国人口日益呈现老龄化趋势,对于这种趋势的利弊只定性分析是不够的。利用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模型索洛模型分析了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是影响程度不如储蓄率影响程度大。又进一步探讨了类似于资本的黄金率水平的人口增长的黄金率水平,结合我国已有数据就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出我国最优的人口增长率,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中国高储蓄：是谁的高储蓄？

阅读：《经济观察报》不久前发表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的文章说，1999—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其中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消费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掉这些储蓄只有两个选择：     

中美储蓄率差异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中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中美经济结构的最大差异是储蓄率,两国的储蓄活动几乎是两个极端。储蓄率的巨大差异对中美经济与贸易影响深远。本文将对中美储蓄率差异的原因及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国民储蓄对耐用消费品支出影响关系研究——基于美国197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储蓄问题得到了较大的关注。金融危机后美国储蓄率大幅度上涨,耐用消费品支出在GDP增长比率中处于领先地位,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从美国国民储蓄和耐用消费品支出两变量出发,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国民储蓄和耐用消费品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国民储蓄是耐用消费品支出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高储蓄率能够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居民消费及储蓄的年龄结构效应分析

内容:本文使用 Park 等(2010)的半参数协整方法,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我国居民消费及储蓄的影响效应.消费、储蓄函数的“U”型及“逆 U”型特征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率与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消费收入弹性为0.8695,收入储蓄弹性为0.1129,说明居民收入增长是促进居民消费及储蓄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也表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缓慢则是抑制储蓄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证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宏观成因

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试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采用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我国出现高储蓄率的原因：一是生命周期理论储蓄和产出增长关系；二是迭代模型储蓄和人口增长关系，然而无法得到预期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实证分析了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基尼系数）和货币化程度（M2／GNP）时我国储蓄的影响，从而找出我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政府储蓄研究:实践考察与政策应对

高储蓄率支撑了中国的投资增长,但也引起了经济的内外失衡。中国政府储蓄近年来对总储蓄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适度控制政府储蓄增长,是提高最终消费、解决当前经济失衡矛盾的重要措施。本文按照不同口径对中国政府储蓄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进行考察,并且在资金流量表基础上对政府储蓄的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与比较分析。在明确政府储蓄的影响因素之后,提出了应对的重点与对策。     

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路径研究——基于修正索罗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改进的索罗模型和生命周期假说,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少年抚养比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所以,针对我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本研究提出人口年龄结构应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医疗卫生改革相结合,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道路。     

中国居民储蓄倾向的实证分析

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通过对影响中国储蓄倾向的因素进行考察而建立的储蓄函数显示：收入和历史储蓄对中国储蓄倾向的影响最为显；利率对中国储蓄倾向的影响很小，通贯膨胀对中国储蓄倾向施加较大的负影响；制度变迁对中国储蓄倾向则没有明显的解释关系。决策可以此结论作为制定相应政策对策的理论依据。     

论公共养老金计划对个人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本文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OLG模型框架下研究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对个人消费和储蓄的长期影响。分析表明,公共养老保险对个人消费和储蓄有着不同的影响。存在家庭内部赡养的情况下,适度规模的公共养老保险基金不会降低个人储蓄率,而通过降低生育率,提高个人消费。较大规模的公共养老保险基金则先后挤出个人储蓄和消费水平。     

储蓄率下降及其他

发达国家储蓄率下降节俭也许是一种美德,可是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节俭越来越不时兴了。近些年来,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家庭储蓄率急剧下降。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家庭储蓄率之低,全球无二。今天,美国税后收入的人均储蓄比率不到1%,而1990年初期这一比率达到7%。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个人储蓄率是负的,因为人们的开销比收入还大。其他迅速老龄化的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也面临储蓄率迅速滑落的问题,只不过是从更高的水准向下滑落。现在,日本人把家庭收入的5%存起来,     

市场出清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模型中一个结论的修补及其意义

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基础性结论,而高投资率或高储蓄率意味着高增长率又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但在近年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现象时,又经常出现把经济紧缩的症结归结于消费不足,即储蓄率过高的观点。在分析时,常常指出储蓄大于投资,却回避解释储蓄不等于投资的原因。从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国民收入模型分析看,上述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分析中的投资和储蓄的概念并不相等。投资相等的储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未实现的投资和消费。因此,高储蓄率并非经济紧缩的原因,解决经济紧缩的方法不仅在于减少储蓄,还在于市场出清的实现。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需求不足状况,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与我国较高的储蓄率相匹配,按比例发展。     

企业年金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费尔德斯坦的储蓄方程进行了修改，加入新的变量，即企业年金资产／GDP，并构建储蓄方程，运用7个OECD国家2000-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企业年金对储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企业年金资产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各国的方向并不一致。相对于自愿性企业年金来说，强制性或准强制性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这是财富效应与替代效应叠加的结果。国际比较的回归分析结论进一步确认了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国家间的差异性。     

我国隐性储蓄缺口存在的原因探究及政策建议

储蓄转化为投资,刺激增长,进而推动储蓄提高,这样一个循环促进了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是否有足够的储蓄转化为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从我国储蓄——投资的数据上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储蓄率远远高于投资率,不存在现实的储蓄缺口。然而,笔者根据当前我国的一些现实情况,进行理论分析后推测,我国是存在隐性储蓄缺口的。最后,笔者针对我国隐性储蓄缺口存在的原因,给出相应的的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

经济学中,将老龄化进程产生的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描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如何延长人口红利期、挖掘新的人口红利,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中国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为有效揭示中国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之间的作用方式,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在老年人抚养比和储蓄率基础上,增加了人均GDP变量,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建立最优阶数为一阶的三变量滞后面板向量自回归数据模型（ PVAR） ,对中国30个省级单位从1983—2012年的储蓄率与老年人抚养比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LLC和IPS单位根检验后,确定了三变量（储蓄率,老年人抚养比和人均GDP变量）的数据平稳性和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在对数据进行Helmet消除地区间的固定效应后,经过系统GMM方法对PVAR模型的系数进行估计,估计系数显著。最后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之间脉冲响应来观察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果表明：储蓄率与老年人抚养比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老年人抚养比对于储蓄率的正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且积累效应显著。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为应对老年时期可能发生的个人财务危机而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在工作期间增加资产累积,这种累积持续时间较长。这与人口结构的第二次红利结论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