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的回归分析

受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的水平一直保持在较低且平稳的水平。自从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的比率也逐年提高。城镇居民储蓄率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人均收入增长率、银行储蓄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基尼系数等方面。本文正是从这些因素出发，着眼于人均收入增长率以及基尼系数对城镇居民储蓄存款比率影响的回归分析，来说明其影响的程度，进而提出合理的建议。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研究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有巨大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经济增长也会促使储蓄率的上升。社会保障对储蓄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社会保障转移收入提高,储蓄率也有相应增长,而储蓄率的上升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向量误差模型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国民储蓄率都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     

储蓄总量政策之我见——与魏杰同志商确

<正> 魏杰同志在《论储蓄政策的内容》(《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一些人对“储蓄率的提高和储蓄存量的增长心存疑虑”是没有根据的,提出“我们应该选择最大限度地促进储蓄总量增长的储蓄总量增长政策,从各方面保证储蓄率的稳定提高”。我认为此论有失偏颇。在我看来,储蓄总量“最大限度”地增长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事。因此,无条件地选择最大限度地促进储蓄总量增长的政策是不适宜的。本文重点研究与居民储蓄有关的问题,对企业和政府储蓄存而不论。第一,由“虚幻货币”增加的储蓄存款虽然缓解了现期通货膨胀,但却构成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因素,一旦出笼,通货膨胀马上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严重冲击市场。所谓“虚幻货币”是指那些缺乏物质担保已经大大贬值的货币。近年来我国大量增加的居民储蓄存款已经具有这     

我国高货币化现象的一个解释:基于对高储蓄率的分析

M2/GDP是度量一个国家金融深化和广化的重要指标,但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却远在经济发展之上,于是这个比率呈现一个畸形增长的态势.至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本文在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二元GARCH-VECH经济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后,结果显示高储蓄率是M2/GDP比值高的格兰杰原因,而且它们之间有GARCH波动溢出效应.因此,本文认为,高储蓄率是这个比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本文认为要创新金融工具,增加金融品种,分散储蓄存款,引导高储蓄额向资本市场发展,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     

应理性地看待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

近几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一直持续增长。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已达到10．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18％左右。而且，在增加消费率、降低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政策背景下，居民的储蓄存款意愿仍越来越强烈，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忧虑。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以便采取有的放矢的政策措施。     

论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宏观经济增长研究理论中,储蓄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论述了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不同关系,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储蓄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高的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要保持适度的储蓄率。     

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基于我国1985—2010年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利用1985—2010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增长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鉴于此,完善农村居民生活保障制度,改变农村消费观念,降低农村居民储蓄率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人口老龄化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及其含义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展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基本的约束条件。本文利用住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所决定的养老金财富对城市居民储蓄率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养老金财富与当期收入的比值每增长1个单位,城市居民储蓄率约减少1.13～1.51个百分点,养老金财富较之其他跨期收入,对储蓄率最具解释力。而且,高龄队列较之年轻队列,养老金财富对储蓄率的影响更明显。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储蓄率的下降也更明显。养老金财富取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通过分析最近两次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发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旦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养老金财富预期,也会对其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坚持社会保障制度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和改革方向,有助于避免储蓄率过快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

本文利用一个二部门Solow模型分析了较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认为产出的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增长。由于较高的投资率有利于资本的积累 ,如果储蓄能顺利转化为投资 ,则较高的储蓄率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如果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 ,而外贸发展又不能抵消这种不平衡 ,则通货紧缩就可能出现。本文还认为 ,外部需求冲击和经济中各部门发展的内生比例失调是造成我国近几年需求不足的根源。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预测模型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居民储蓄也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有着有利的一面，但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所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分流储蓄，但是居民储蓄依然持续增加。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很多，本文探讨了一些主要因素对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的影响，尤其是考虑了医疗、住房等重大体制变革前后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同，增设了虚拟变量，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给出了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量的预测模型。     

关于企业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几点思考

企业储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水平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而资本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一个国家有大量储蓄时,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和潜在产出水平都将快速增长。然而如果企业的储蓄和经济的发展不协调,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企业储蓄出现了高储蓄的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鉴于企业的高储蓄率的现状及其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企业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的代际分析

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动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利用安兰.阿沃班克等(AlanJ.Auerbachetal,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民储蓄率与总和生育率成反比,与少儿抚养比成反比,与老年抚养比成正比,与城镇化率成反比。但是总和生育率和城镇化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大,总和生育率调整到0.6或者3.1时,国民储蓄率的变动幅度也才2个百分点;即使2050年时完全城镇化,储蓄率只下降1.5个百分点。     

耐用消费品与储蓄

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多年,但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心问题就是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较高。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国内外都有相关研究分析导致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原因。本文在标准的Ram sey模型中引入耐用品消费来试图估算出中国的最优储蓄率,给出评判我国储蓄率高低的标准。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模拟,我们得到此时的最优消费率和储蓄率,耐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给出的结论可以很好地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警惕:储蓄存款增长过快的消极作用

改革十年,特别是最近两年,储蓄存款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速度迅猛上升,是喜是忧,人们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国民储蓄率的提高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而储蓄的增长是必要的,但增长的实质原因和利用方向必须正常合理。从现实储蓄(本文指储蓄存款)来看,虽然应当充分认识到其在平衡信贷收支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不值得欣喜若狂,应当冷静地看到其中的隐患.尽管“老虎出笼”的可能性不大,但5%与50%的可能性几乎是一个概念,因为5%的可能性完全具备引发50%的能量,从而对经济造成难以想象的打击。     

储蓄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障碍

近十几年采,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每年GDP以较高比率增长,其中高储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然而,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储蓄在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受到阻塞,导致我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引起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也造成我国储蓄资源极大的闲置.本文首先用索洛模型分析了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建立对教线性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探析了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转化机制及其中存在的种种障碍.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

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并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我们通过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在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各种因素后,我们的结果基本稳健。     

资本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隙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膨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促进了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

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并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我们通过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在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各种因素后,我们的结果基本稳健。     

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思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高居民储蓄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产生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适当降低我国高居民储蓄率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