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来了吗?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民工荒等问题.民工荒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学术界看待中国刘易斯拐点存在争议,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中国并持续一段时间,针对刘易斯拐点到来以后劳动力不足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从国情的角度提出建议.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劳动力成本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农业生产重要的影响因素。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已由剩余转为稀缺,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成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成本,而且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种必然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对粮食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是一个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国通货膨胀中的劳动力因素研究——基于刘易斯拐点的视角

本文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梳理了相关文献,分析了刘易斯拐点背景下劳动力转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中国国情从货币政策制定、稳定物价、人口管理、产业升级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正>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了吗关于中国是否走过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存在很多争议,最大的原因是数据的处理和证据的收集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处理了一些独特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证据进行讨论。(一)不同农产品的横截面数据表明,农产品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暗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过去几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量图1是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散点图,其横轴是不同农作物由它们各自的生产技术所决定的     

浅析“双转折点”下中国的政策调整——基于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假说的分析

2004年以来,我国“用工荒”现象一直存在,预示着在既定城乡比较收益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我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同时,2012年,我国实际人均年收入为4500美元,标志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我国基尼系数高企,收入分配不平等凸显,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运用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理论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研究结果表明,为应对刘易斯转折点带来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民工荒”的一个解释——兼论“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我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研究综述

“刘易斯转折点”是什么？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 “技工荒”、“涨薪潮”经济现象是否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这一阶段？本文基于“刘易斯转折点”的相关理论，针对我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涉及到的实际情况，分别介绍了学者们在该领域进行的实证研究分析，并对其争议做简要的评述，为进一步研究问题进行展望。     

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民工荒”的一个解释——兼论“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的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从“刘易斯拐点论”透视我国的“民工荒”

近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它是中国制度、政策和历史等原因造成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异质型人力资本溢出、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文章引入流动劳动力的异质性结构对传统人力资本溢出理论进行拓展,分析城乡人力资本溢出、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构造收入函数,运用SVAR动态方法,VECM长短期因果检验和预测方差分解对城乡异质型流动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发现：城乡人力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以及低技能人力资本的流出扩大了收入差距,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流出缩小了收入差距.由于城乡流动人力资本中低技能型比重偏高,高技能型流动人力资本比重偏低,因此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转移趋势下我国劳动力区域性短缺问题研究——基于东西部地区的实证

近年来,"用工荒""缺工潮"问题在东部地区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其产生的常态性反映了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严重性.本文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入手分析,指出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是由于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到来等因素造成,而是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动态平衡发展过程中,东西部地区之间产业转移所引起的区域间劳动供给不平衡.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东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情况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加强产业转移升级与劳动力结构调整的有效互动是解决区域性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城乡融合？ ——基于劳动力转移视角

摘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我国促进城乡融合的新机遇。本文借助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还通过推动劳动力转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劳动力转移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应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结合自身发展情况精准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破除劳动力转移阻碍,因地制宜推动城乡融合差异化发展。     

临近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正>一、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刘易斯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工业企业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并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现代工业部门可以用最低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无限制供给,工人工资取决于维持     

财经世界: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经济学家的预测是人们认为最具专业性的了,但是"他们常常不能预测经济的转折点、大萧条的到来、复苏的开始、通货膨胀快速上升或降低的阶段."     

揭示后金融危机“民工荒”现象的内在本质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呈企稳回升的态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后金融危机的＂民工荒＂。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11年,并很可能成为今后的一种常态。＂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农民工市民化是有效缓解＂民工荒＂的重要举措。     

转折当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正>一、罢工与加薪潮背后的根本原因近期全国多个省市相继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以及加薪潮,这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分割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压低制造业工人的报酬,反映在中国宏观经济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但是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     

中国金融中介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中介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转轨时期政府为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导致了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置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倾向,以及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这将会通过作用于城乡资本积累差异,导致农村信贷约束,以及城市就业岗位的创造等多种渠道影响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以各省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它因素后,中国金融中介增长显著地制约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否定之否定--城市化战略的理论回顾与现实思考

城市化是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政策含义。否定刘易斯模型的托达罗模型导致了农业发展低水平均衡、经济增长低效率和经济结构低级化等消极后果。走出托达罗困境的可行选择 ,是经过修正和补充的刘易斯模型的复归。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转换 ,经济发展理论走出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成长道路     

人力资本产权视角下的民营企业劳资关系

中国民营企业飞速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蕈要力量。基于我国劳动近乎无限供给,民营企业雇主往往遵循“资本雇佣劳动”的思维,漠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造成劳资矛盾日渐升级,从而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本文从人力资本产权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民营企业劳资关系中人力资本产权的严重缺失,是造成当前劳资矛盾的深层肇因,并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是劳资关系向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样也是民营企业中人力资本产权复归的转折点。     

就业压力、流动性过剩与宏观政策评论——"日本拐点"的到来?

本文以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相伴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基本线索,从非充分就业角度建立简单的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以此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优化问题。基本结论如下:第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肇始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附带制度和技术变革的资本投入改变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即所谓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第二,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前,中国面临着一条水平的总供给曲线,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意味着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第三,如果把上述长期就业问题短期化,在持续的要素就业压力下,中国被迫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第四,持续的扩张性财政货币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与低通胀并存的理论悖论,但形成了资产价格膨胀和高信用风险,即所谓日本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