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背”政治:反霸中的革命场景生成——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通过对皖西北临泉县反霸运动实践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一种经由反霸所形成的独特革命场景.以两个普通人革命与反革命间的身份转换,呈现了革命进程中个体身份的多变,以及乡村人在革命历史大潮中的无奈感.通过梳理政策框架里“霸”之界定标准的模糊性,以及反霸斗争会所出现的复仇主义倾向,文章认为,反霸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一种“背靠背”的政治运作逻辑.在这样的政治运作逻辑下,个体的政治身份是不确定的.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革命的视野下,通过对苏维埃运动时期农民性格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进行动态的考察,再现了中共与农民的磨合与互动场景。与华北、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从革命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视角来考察,这一地域的农民特质主要包括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面对这些农民性格。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动员、任务与政令来突破革命的瓶颈,快速、有效地从乡村获取革命资源,使广大农民汇成革命的洪流。     

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专题：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之七）--“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问。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术——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间.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基于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考察

本文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探讨其对于提升国家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中国的上层官僚组织和下层乡村社会处于“双层分离”状态,依靠地主士绅阶层完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国家政权不是以内卷化的形式,而是借助于各种党政组织和团体垂直深入到乡村社会,由此地权变革造就的强大基层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使新生的政权相继完成了农业组织变革与意识形态再造,有效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为工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之,比较历史制度的分析表明,土改不仅关乎土地权能的重构与再分配,也是土地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重塑,这对于发掘土改之于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层含义至关重要。     

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革命伦理与劳动纪律——20世纪50年代初国营企业的劳动激励及其后果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而与此同时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层出不穷.本研究认为,与西欧及苏联工业体制不同,中国国营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形成原因,既不在于工人既有文化传统与工厂劳动纪律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也不在于争夺生产控制权的反抗问题,而是由于当时国营企业治理中所蕴含的革命伦理与这种劳动纪律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革命伦理一方面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违反劳动纪律的意外后果.     

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

鄂豫皖苏区富农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革命场域民众动员需要有莫大关系,而不同时期富农政策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又会形成相异的中共与富农博弈情况。总体而言,中共在乡村与富农总的博弈轨迹是,前期中共动员农民,包括联合富农打击能够拉动农民心弦的革命组织敌人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等,后期随着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富农政策转变,同时也为满足民众动员的需要,中共逐渐从联合富农走到联合、动员贫雇农、中农打压富农上面来。因此在整个鄂豫皖苏区革命运动中,中共与富农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半合作到富农抗争及全面受控的过程。纵观该革命场域不断“左”倾化的富农政策及其实践造成的中共与富农相异博弈关系,透视出苏维埃乡村革命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策略并不精细,此时还是一种全赢全输的排他性零和博弈。     

灾荒救治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太岳革命根据地为例

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灾荒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影响巨大。革命根据地位于广大农村地区,不得不过多依赖农村的经济发展。由于气候变化和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太岳革命根据地在1942至1945年间接连遭受自然灾害,发生了严重的农业灾荒。战争环境下的农村经济受创,农民生活愈加艰难。为恢复生产,安定民心,根据地进行农业大生产,以求渡过灾荒难关。广泛开展群众事业,促进了农村根据地生产,活跃了经济,在根据地建设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诗篇。     

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

劝分是中国古代荒政中常见的手段 ,宋朝非常典型 ,而且越到后来越是依赖劝分。从社会学角度看 ,劝分是在民间利益博弈无法调和时政府介入的结果 ,其积极意义自然不可否认。但由于过分依赖劝分 ,也造成政府角色的长期异位 ,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富的对立与冲突 ,成为制造社会矛盾的渊薮。     

革命老区乡村产业振兴的经验与启示——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对革命老区发展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乡村产业振兴及扶持政策文件的颁布,对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等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福建省长汀县紧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通过招商引资,利用本地特色资源,推进产业创新和融合,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其幸福感。实践证明,革命老区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以民为本、科技赋能创新、资源多元融合等原则。     

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

当革命政治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可以不过政治生活了,而是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寻求新的、代替革命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活形式。在这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正式形成之前,整个促进其形成的过程,就是后革命政治运行的过程。于是,问题就此再次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后革命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政治生活     

革命场域下的社会流动实证研究——以1937年～1949年的冀中乡村为中心

革命场域下的社会流动是政策主导与制度变革下的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实态运行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流动路径都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考虑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在冀中乡村代际流动的机制运行过程中,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则大为增强;与此同时,冀中乡村的代内流动属于制度变革下的代内流动,中共革命是这种代内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而且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乡村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代内流动机制中占有着一席之地,折射出了中共革命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复杂面相。     

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

国家对个体政治身份的界定使先验性的政治关系嵌入乡村社会,生命个体重塑自己的个人形象与社会关系,将国家界定的政治身份通过行动赋予实在意义.虽然“红”与“黑”的政治身份对村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传统的道德与经济理性更多地主导着村民的日常交往,这使政治身份呈现出复杂的意义和内容.农民的人际关系与话语表述在充满政治压力的公共空间和相对独立自由的私人空间中产生矛盾,形成日常生活的异化.这是掌握权威的政治主流文化对乡村亚文化入侵和颠覆的结果,也是农民及其文化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结果.     

包夹:集体化时代乡村阶级斗争的运作机制——以山西长治张庄为中心的考察

包夹机制在集体化时代由国家倡导建立,包含了实施者和受施者的行为主体,是既具备意识形态、策略、目的的主观建构,又通过建立组织、制定制度、开展多种活动等手段予以实施管理控制的运作机制.国家在村庄里将村民划分为敌我对立的两大阵营的同时,也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广泛渗透在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阶级斗争具有了延伸泛化的功能机制.治保和民兵组织是维护村庄治安与防范阶级敌人破坏、实践阶级斗争的重要机构,四类分子成为被“包夹”的重点对象.包夹机制使国家控制借助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深入到村庄中,同时也使深受约束的普通村民在监督与被监督中有了舒缓与释放压力的渠道.     

清代宗族义庄的发展——以苏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义庄始于北宋,盛于清朝,以苏南地区最为兴盛集中。本文借助族谱、方志、文集等史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清代苏南义庄的数量,考察其空间分布,探讨其兴盛缘由,藉以管窥清代苏南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时代特征。     

略论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以先发工业化英国为例的考察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中的历史经验值得考察。特别是在英国历史上发生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变迁,对英国的农业经济乃至工业化所需要的一系列要素提供了重要支撑。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采用数据比较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与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相随的关于英国经济的一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和增长的发生,都离不开土地产权制度所提供的刺激和保障,它们正是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经济绩效。农业及土地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应是创造和维持一个保证经济增长的土地产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