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奁田”

清代在奢靡之风的影响下,妆奁日趋华靡,中等以下家庭纷纷典卖土地等产业筹备嫁妆,宗族土地流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士人提出与其“鬻产嫁女”不若直接用土地做嫁妆的对策,并通过奁田权属分割等办法将土地权利尽量保留在宗族之内。但是,由于奁田权属问题十分复杂,极易引发土地纠纷。     

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已婚女为例

宋代家庭中夫妻之间、已婚女与丈夫族人之间的奁产纠纷不乏其例。透过这个窗口,我 们可以观察到两宋时期已婚女性的法制观、财产观及家庭内部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     

计划田和自主田：试论“两田制”概念的科学界定

近年来,农村兴起的“两田制”,在不影响现行土地政策稳定的前提下,较好地解决了均田承包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但是“两田制”是各地农民群众对完善土地制度的自我尝试;实践先行,理论滞后。尤其是在何谓“两田制”的概念界定上,带有明显的地城性和时限性,往往拘于一时一地的     

宋代的私庄

我国地主田庄经济出现得很早,汉代已颇为发达.《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记武帝通过杨可告缗打击商贾地主,“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二则史料,告诉我们,汉代地主占有广大田地,使用奴婢或依附农从事生产活动,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住宅设备.《平准书》所谓“宅亦如之”者,盖谓住宅也加田地之多也,     

宋代祠堂的经营管理

祭祀祖先实际上是一种宗教仪式,祠堂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在宋代之前,祠堂与家族祭祀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在宋代士大夫的推动引导之下,祠堂逐渐成为家族祭祀的场所,承担起家族祭祀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族人对祠堂进行有效的管理,创造收入,以供祭祀祖先、接济族人、兴办学校等等用途。     

宋代浙江的造船业

浙江的造船业在宋代有极大的发展,其发展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宋代浙江造船业的发达不仅体现在它的种类繁多,而且在技术上也有很大进步.浙江造船业的发达,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世杰两墓辨析

张世杰是宋亡三杰之一。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宋、元崖山之战中,宋军失败,丞相陆秀夫背帝晒投海而死,将领张世杰奋力突围,不幸在今阳江海陵岛一带遇飓风舟覆溺死。张世杰在海陵岛平章山遇飓风舟覆溺死,这事史书均有记载,看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可是,史书只有张世杰溺死海陵平章山的记载,却无葬地的记载。张世杰墓在何     

宋代羊城八景

“扶胥浴日”一景指今黄埔南岗间庙头村南海神庙处浴日亭小丘上观日出的景色。宋代南海庙规模宏丽,宋杨万里诗云:“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     

宋代广东的矿冶经济

北宋时期随着政府重商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作为通用货币的铜钱需求量不断扩大,加上海外贸易中钱币的外流和民间普遍存在的销钱铸器现象,这些都导致社会出现钱荒.此外,政府每年向辽、西夏等邻国的巨额纳贡和"赐币",亦要耗费大量的金银和铜钱,这些都急需大量的金、银、铜、锡、铅(后三种金属乃铸造铜钱的必需材料).因而如何最大可能地扩大对上述金属矿产的采冶,便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也因而促使北宋采取与以往历代不同的矿冶政策:提倡和鼓励开采各种金属矿产.     

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宋代对粮食的管理

“国家大本，食足为先”[1]，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所以为宋朝统治者所关注。宋政府把发展粮食生产，摘活粮食流通，做好粮食收贮作为粮食问题的三个重要环节，为此制定了相关政策。一、流通政策（一）放开粮价放开粮价是促进粮食流通的重要举措，这一措施在北宋立国之初就已开始实行。开宝三年（970年），京师的粮食储备不足，有乏食之患，开封府典领财用官陈从信认为这是官府实行粮食限介的结果，使商人感到无利可图而不向京师运粮，有米之家也不愿出售，他说：“今市中米资，它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截至京师者…     

祸患无穷的宋代官吏营商

先秦至今，官吏营商的现象绵延不绝，然而此现象之普遍，影响之大，则首推宋代。那时，上至皇亲国戚、京城大员，下至地方官吏、举人士子，整个官僚阶层几乎无人不涉足经商营利。宋神宗朝宰相曾公亮“殖货至巨万”，“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也曾因为“市竹木”而被贬。南宋中兴名臣张俊，曾派老兵打着国家使节的名义大发海外贸易横财……     

南越王墓提出的新课题

去年八月间在广州象岗偶然发现的汉初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墓中,发掘出一千多件随葬品,其中一些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值得研究考证的新课题: 赵胡、赵眜费推敲——史载第二代南越王名为赵胡,而这次出土的一枚盘龙钮王印却为“赵眜”。因此,史书上的那个“赵胡”,是否“赵眜”之误? 何来铁器多如许——南越文王墓中的铁器为数不少。其中有完整的铁甲、成堆的铁镞和铁制兵器、铁农具等。吕后当权时,禁止向南越输运铁器,而第二代南越王的墓中竟有这样多的铁器随葬,究竟是南越王臣服之后由中原     

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

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分赢利与非赢利两类。市易务放贷收息,债务人或结保赊请或用契书金银抵当,赊贷付息,是市易法赢利的基本方式。贱买贵卖违背市易法通流物货、平抑物价的本旨,却未能禁止。经商之利不纳入政府财政收入,而由市易务官吏支配。在市易务年年完成收息定额、官吏获得酬奖的背后,赊贷本钱流失,规模萎缩日趋严重,市易务最终沦为发放高利贷的机构。     

宋代的官营便钱

便钱,在宋代又称便换、飞钱,后又称为兑便,因是沿袭唐代便钱而来,其性质也与唐代时大体一致,加之宋代楮币的引人注目,人们对宋代的便钱往往有所忽视,缺乏研究.然而便钱在宋代经济中实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官营便钱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值得注意.本文试图就宋代的便钱、主要是官营便钱作一些初步探讨.     

宋代米价变动的原因

米价"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宋王朝非常关心粮价的变动,这表现在无论是官修还是私撰的很多文献资料,留下最多的是有关米价的记录.大体上,除了某些特殊时期以外,两宋三百年间,可以说其米价比较稳定.由于政府的市场介入、战争和大小动乱、自然灾害、供给不平衡以及货币制度的紊乱等原因,米价亦曾有过激涨.     

宋代劝农职衔研究

秦汉以来随着统治者对农业日益重视,逐步建立了制度保证体系。宋代的州县长官以及路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都以“劝农”入衔。转运使、提点刑狱、一定级别的知州带“劝农使”衔,通判等带“劝农事”衔,知县带“劝农公事”衔就是这种制度保证的体现。通过对540余衔名实例以及80多篇“劝农文”的考察可以看出,宋代官员带“劝农”职衔后的任务是教化民众,不误耕时,察举官员,处理田讼,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这种制度的建立,在意识形态宣扬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在现实行政管理上的需要。     

宋代户帖考释

户帖,始见于晚唐,宋、明两朝续存之。明代户帖,梁方仲先生作过考释,指出“户帖是一种纯粹为调查户口而设立的原始文件,而与赋役黄册之兼记徭役、税粮科则的体制和作用各不相同。”但唐、宋户帖,学界迄今未曾作过专门考释。《辞源》将之解释为“登记人口的册子”(1197页)。或因此故,时下一般亦将宋代户帖目为“户籍清册”。然揆诸史实,宋代户帖屡屡是在官庄出卖、方田均税,典买地产、推割税收、招佃垦荒等场合使用,无论何种场合,户帖似与“户籍调查”、“人口登记”均不相涉。笔者拟将散见于宋代公私载籍中的户帖资料稍加爬梳料理,并就宋代户帖的内容、性质、功用及其在当时籍帐系统中的地位作一简略考述,以求正于学界同好与师友。     

宋代铜冶铜监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较前代大大增加，用于铸造钱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显得至为重要。宋朝政府非常重视铜矿业的发展，设置专门的矿务机构进行管理，铜监的数量开始急速增加。考察铜冶、铜监的设置与分布，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宋代矿冶业的发展与地理环境、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