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遗产旅游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

近年来,遗产旅游发展迅速,很多人已经把遗产地,尤其是世界遗产地与旅游目的地画上了等号.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但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世界遗产地旅游的热衷.这种热衷折射出人们的一种怀旧情绪,也折射出遗产旅游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巨大影响.     

出境旅游中危机事件的影响分析及其应对策略

近期,随着中国台湾苏花公路塌方坠车、东日本大地震、中东北非地区政局动荡等突发事件的频繁爆发,出境旅游安全已成为旅游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出境旅游对于境外旅游目的地的环境条件具有极高的敏感度,极易受到自然、经济、     

“科学性解说”是遗产旅游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因为工作的关系,笔者去过不少世界遗产地,但最难忘的是2005年7月28日参观西藏大昭寺.当时是一位喇嘛为我们解说,他博古通今,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不仅全面介绍了大昭寺的历史与地位、寺内的文物、重要的佛事活动,最重要的是在讲解过程中,它将藏传佛教的科学性进行了诠释,将之与当今倡导的民族团结、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其讲解过程中,很少使用据说、相传等模糊表述,而是准确地给出历史年代、历史事件.     

评关于“可持续遗产旅游管理”的一对提法

最近，在我国召开的“世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管理”国际会议上，出现用以解释这一主题的一对提法——“经济影响最大化”与“环境负面影响最小化”。它们能否准确和完整表达可持续遗产旅游管理，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国外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述评

随着遗产旅游在全球范围的迅速发展,与其相关的诸多矛盾日益凸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西方学者一方面积极研究矛盾本身及其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开始尝试跳出这些矛盾的繁杂表象,对其本质和根源进行理论化的归纳。根据这一研究思路,文章从国外关于遗产本质的讨论出发,围绕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这一论题,对其理论起源、发展和理论框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以期对我国遗产旅游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启示。     

旅游目的地人为导致类危机属性构成:测量量表开发的视角

在国内外学者对危机属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文章以2013年新疆巴楚恐怖袭击事件和2014年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为具体研究案例,开发旅游目的地人为导致类危机属性的测量量表,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3次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并检验此类危机事件的属性构成,然后关联这些属性维度对游客行为意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所开发的量表整体结构良好,信度和效度都处于较好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好的适用性;可以认为旅游目的地人为导致类危机的属性构成基本包括了危害性、突发性、模糊性、机遇性、紧迫性、持续性、可能性和可控性等8个维度;旅游目的地人为导致类危机的各个属性对游客行为意图的影响有明显差异.同时,还对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启示等进行了探讨.     

TRAMO/SEATS在危机事件中对旅游影响研究的应用

国内外对旅游危机事件的研究集中于管理方面,近年相关热点转向对旅游影响的研究.以往定性研究多,从经济数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较少.本文使用在经济金融领域使用广泛的ARIMA改进版--TRAMO/SEATS方法评估危机事件,如疾病、地震等突发事件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作为欧盟各国统计局主要统计方法,TRAMO/SEATS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旅游业季节性波动的特点.通过该方法对2003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爆发的SARS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评估该危机事件的长期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短期内应当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拓展高质量的细分市场实现旅游效益型增长;恢复后期才可以推出更为直接的促销手法实现旅游数量型增长,采取刺激旅游人数快速增长的政策和措施.     

基于本底线的不同性质旅游危机事件影响比对研究——以中国4次旅游危机事件为例

我国现代旅游业在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4次大的旅游危机,分别是1989年的"6·4"风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水和2003年的SARS疫情等.由于4次事件的性质不同,并且发生在我国旅游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对旅游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危机所造成的旅游损失程度不同、旅游危机影响的生命周期不同、危机后旅游补偿性恢复的反弹力不同等方面.     

旅游仪式感特征及其对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游客精神消费需求增大,旅游目的地更加注重游客深度体验。旅游仪式感作为衡量旅游目的地深度体验的重要指标之一,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文章首先回顾国外相关仪式理论,利用CiteSpace引文可视化软件分析国内旅游仪式感相关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国内对旅游仪式感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其理论尚不成熟,需要加以提升。其次,凝练出旅游仪式感的主观性、参与性、过程性、情境性等四大特征,总结出其转换、规范及凝聚、欢娱、强化等四大功能,并从旅游目的地供给层面的规划与开发、营销方式、服务质量及满意度评价体系角度构建旅游仪式感对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影响研究框架。最后,对旅游仪式感管理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中的地位及运用进行了展望。     

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世遗保护和旅游发展

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文化商品化和重复生产现象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丰富的自然文化遗产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不可复制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所在.然而,“门票经济”、“遗产经济”等模式依然是我国遗产地的主要开发思路.这些开发模式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对遗产进行破坏性开发.如何发展文化产业,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遗产保护和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从遗产的保护、教育和创意三个方面,提出该问题的解决思路.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兼论区位条件的生计资本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旅游转型与空间地理位置存在关联,旅游环境下区位条件已成为农户生计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遵循顺序解说型设计,该研究采用逻辑回归评估区位条件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并通过质性分析探究区位条件对生计发展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分化类型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生计旅游化程度随农户与景区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化转型具有显著影响;（2）既靠近景区又靠近公路的住宅具有旅游经营优势,优势区位助推农户发展形成旅游经营生计,且住宅区位已呈现资本化,成为旅游经营生计中需要投入的资本要素;（3）住宅区位资本形成源于农户住宅的功能转换及外部辐射增值,游客在空间上的集聚及扩散决定了住宅位置的消费市场可达性,形成住宅区位的资本交换与极差地租;（4）景区对邻近社区具有农地、人力资源依赖性,邻近社区投入资源并参与景区旅游生产,社区农户为此获得旅游发展的制度性红利,旅游参与机会及发展福利伴随制度安排的演进而变化。研究有助于认识区位条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把控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协调研究——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

遗产地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纠纷问题一直困扰着决策者,成为阻碍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利益集团进行了网络凝聚性、关联性、互惠性、传递性、等级性和代理性指标分析,并提出5条建议:一是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存在着的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二是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三要充分利用哈尼梯田利益网络高互惠性、高传递性特征,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四是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五是利益集团内部要重点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利益集团之间要重点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角色,以及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     

旅游影响下的乡村文化变迁——以浙江安吉“四地”为例

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旅游的灵魂,是提升乡村旅游层次的必要条件。旅游在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当地文化受到侵蚀。课题组深入浙江安吉“四地”,在数据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了解“四地”发展乡村旅游以来乡村文化在物质、行为与制度、精神层面的变迁状况及趋势。针对“四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下对策：加大对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力度;大力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培养“非遗”传承人;提升村民幸福感,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利用最先进的网络应用技术,做好旅游推广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破解乡村旅游发展瓶颈。     

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

世界遗产是“人类智慧和人类杰作的突出样品” ,在新世纪的今天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世界现象 ,已成为人类求取与外部世界高度和谐的最有效形式之一 ,成为一种高质量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必须性的社会生活组成部分 ,研究“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的重大论题。本文首次对中国“世界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把握 ,揭示了遗产地采取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的必然性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分析了发展“遗产旅游”中应正确处理的三大关系 ,提出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并寻求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文化认同背景下过度旅游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

<正>由于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在社区旅游发展中极易造成过度旅游的问题。文章站在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过度旅游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并分析过度旅游对游客和目的地社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过度旅游行为造成了游客在旅游地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认知态度与社区居民产生不同程度的错位,影响了游客对于文化认同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虽然过度旅游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这种关联主要是通过以点带面、以面带点等间接方式来实现,并具有不可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在推动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警惕过度旅游对文化认同的负面影响。     

遵义“三线”工业遗产类文化创意园旅游产品优化研究

<正>贵州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是集“三线建设”遗产资源保护、文化休闲旅游、创意办公、文化艺术交流等于一体的遵义文化新地标,是文化创意旅游的典型代表。文章以系统性、主题性、多样化为优化原则,从园区整体品牌建设、单项产品开发、产品结构层次等方面入手,对1964文化创意园旅游产品进行优化设计,以增强园区产品的体验性和吸引力,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当代参与式文化下的影视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研究——以重庆为例

当前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文化与前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具有一致特征,催生并培育着参与式文化这一新型媒介文化。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往往共同影响着目的地形象构建这一持续积累的动态过程,而关于影视对目的地形象塑造作用的认识却未考虑到新媒体融合传播。因此,文章以近年来影视旅游繁荣发展的重庆为案例地,利用用户生成内容从参与式文化视角探讨影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研究表明,旅游者偏好以建筑、道路、交通表征重庆的认知形象,尤其注重自我融入,以“在场”形式表达自我感知。此外,以“模仿—创作—分享”的行为框架分析集体与个人的目的地形象构建,进而提出旅游者在多媒介作用下内循环的目的地形象构建路径。     

"虚拟真实"原则指导下的旅游体验塑造研究——基于人类学视角

在体验经济浪潮的影响下,"旅游体验"命题被广泛提出,然而就旅游体验的本质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旅游体验塑造而言,目前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基于人类学视角,结合体验经济内涵,对旅游体验的本质进行了探索,提出旅游体验的"虚拟真实"概念,并对旅游体验塑造方法及科学性进行了探讨.笔者从注重提升过程氛围、突出文化符号真实性、鼓励社区参与等角度,围绕旅游期望提升、"真实"情境/氛围营造、旅游地居民作用发挥等方面对旅游体验的整体性塑造进行了全面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