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及其动态演化仿真

我们在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动态演化时,放松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假定,同时采用世代交叠模型,可以得出的具体含义有:基本生活开支增加或流动性约束加强会导致人力资本发展陷阱临界值变大;教育系统效率改进则使发展陷阱临界值下降且稳态均衡值上升;人力资本替代弹性越大越有利于经济走出发展陷阱;产业技术密集度上升会使稳态均衡值上升,但同时会导致发展陷阱临界值变大。     

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模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不尽相同。在经济起飞阶段,财富集中促进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有利于落后国家逃脱贫困陷阱。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剥脱了穷人物质投资的机会,形成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过度的不平等限制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先进生产部门无法替代落后生产部门,最终形成第二类中等收入陷阱。当穷人有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后,经济不平等便不再重要,经济最终将收敛于高收入水平阶段。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将贫困视为一种持续加深的非正常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收入低于正常人群,以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来解释女性普遍的、持续的相对贫困状态.性别差异下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形成了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长期的收入差距,使得女性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造成不断加剧、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是解读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的有力视角.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照料及生育责任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竞争力,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进程与企业需求偏差较大,生育保险责任内化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女性人力资本回报率低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而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女性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职业机会差异和职业内收入差距两个路径解释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发生机理.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研究

特殊的国情,导致我国收入差距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人力资本陷阱",即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之间具有明显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状况通过影响居民的就业状况、劳动生产率以及非劳动收入,拉大人力资本状况不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又会通过影响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代际传递以及获得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等方面,加剧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人力资本状况的差距。这种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决定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必须长、短期政策相结合,短期措施是采取激励相容的福利政策,长期则要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为主。     

生产率进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村家庭倾向于进行教育投资,进而提升了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过去各期农业生产率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越早期的农业生产率变动,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越大;农业生产率的收入增长效应是提高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重要机制;农业生产率提高对于从事农业生产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于从事非农生产家庭来说,农业生产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则不很显著。上述结论意味着,国家惠农政策向农业生产率提高和教育投资领域倾斜,对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激励、基础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基于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CFP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后的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激励机制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儿童成年后的人力资本水平,表现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明显增长。教师的教学质量提升是职称改革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职称改革对女性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个体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教师职称改革方向,促进基础教育公平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家群体人力资本定量分析及其流动问题研究

本文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及其收入进行了分析,构造了基于时期变动的企业家个体人力资本量和区域企业家群体人力资本量的理论值和实际值的定量分析模型;提出了企业家个体人力资本与区域企业家群体人力资本流动的可能条件,并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消费驱动型发展的理论逻辑、生成路径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本文立足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时期，从理论上厘清了消费思想演变与经济发展阶段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工业化初期减少消费促进资本积累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所需，鼓励消费以助力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在工业化中、后期初现端倪，资本的不断积累避免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发生；后工业化时期高质量发展更为重要，消费升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推动经济发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应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中挖掘并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并利用人口结构快速调整的契机，以消费层次的梯度升级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由此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当代青年工作贫困指数测度、分解与检验

在原有多维贫困指数(MPI)的基础上,本文加入就业维度,建立新的三维度工作贫困指标体系,利用2010—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A-F双界限法对当代青年工作贫困指数进行测度、分解与检验.结果显示,青年高校毕业生的工作贫困指数低于青年高中毕业生.分解后发现,除就业维度贫困率均较高外,青年高校毕业生,尤其是青年本科毕业生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健康维度,青年高中毕业生的贫困主要发生在生活水平维度.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青年高校毕业生的工作贫困负向指数更大,东部地区和青年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工作贫困发生率更低.本文同时验证了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收入增加和社会地位提升,是青年高校毕业生工作贫困发生率低的内在原因.     

创业者信贷约束视阈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以创业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基础,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运用统一增长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显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发展阶段。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不平等会通过降低个体的信贷约束促进社会的创业活动,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当经济发展越过"贫困陷阱"而进入中等发展阶段时,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会使更多的人免受信贷约束,开展创业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创业活动中的信贷约束不复存在,收入不平等对人均收入也就不再具有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投资扩张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转向依靠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和劳动者价值创造能力的提高。中国亟需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发挥重大作用。通过对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发现,以高等教育占比来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与否及时间长短有着密切联系。未来中国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加快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     

支教与人力资本积累——来自研究生支教团服务的证据

教育资源不均等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文章使用研究生支教团服务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识别了支教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研究生支教团服务显著提高了落后地区农村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即支教显著提高了个体初中完成率和高中完成率,同时终身受教育年限增加了至少0.2年,但支教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具有滞后性。第二,支教提高了个体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表现,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拥有较好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增加。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男学生,支教对其人力资本积累的正面影响更明显。文章结论为共同富裕背景下支教扶贫项目政策设计提供了启示。     

基于三层结构链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分析与启示

借鉴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经验,该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由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因素综合,而在经济方面则主要体现在三层结构价值链上;同时在"高收入陷阱"概念基础上提出了"高收入困境国家"这个概念,当前中国除了需要着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外,在决策政策制定时还应强调长期效应,尽量避免陷入日本等身处的高收入困境。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间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间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研究了健康与教育对中国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得益于农户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但从收入差距缩小视角看,健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教育更为显著。坚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取向,特别是提高贫困农户健康水平,对于农村减贫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陕西省农村贫困发生的特点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陕西省农村贫困相对于全国而言具有贫困发生率偏高 ;贫困县、贫困人口比重居高不下 ;贫困深度与收入差异性较高 ,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 ;农业对农户收入的贡献减弱 ,返贫率持续高攀等特点。本文认为导致陕西省农村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有 :自然条件恶劣 ,生存环境差 ;受教育程度低 ,人力资本贫乏 ;生产方式落后 ,收入来源单一 ;市场发育滞后 ,生产交易成本昂贵 ;城乡发展脱节 ,政策投入负面效应明显等。     

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风险、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

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摆脱贫困十分重要,但是数据显示,相比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普遍地无法、或者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较高教育。本文构建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模型,从教育投资的风险和决策的角度解释低收入家庭持续性贫困的问题。本文模型表明:家庭贫困带来的风险溢价会成为其投资中的一项额外成本而削弱教育投资的吸引力,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教育投资决策。分样本处理和Chow式统计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即贫穷的家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低;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极强或极弱的个体,收入的变动对他们投资意愿的改变有很强的影响,而意愿居于中间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对其意愿的改变影响则更大。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非均衡特征及优化的政策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低水平“陷阱”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人力资本视角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促进经济可持续性的政策选择。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落入低水平陷阱,经济发展依赖于物质资本及低端劳动力的数量投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呈现非均衡特征,而且出现就业压力严峻与人力资本短缺并存的现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匹配、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错位,以及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对此,我国应明确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放宽教育准入制度及收入分配改革等渠道,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