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隐性担保风险定价:基于我国债券交易市场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现象呈增加趋势,如何合理估计债券价格,有效度量政府隐性担保,保障投资者权益成为市场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可违约债券CIR仿射定价模型基础上引入政府隐性担保作用,并运用卡尔曼滤波法对该隐性担保作用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1)自2011年地方国有企业债、中央国有企业债和民营企业债开始频繁交易以来,政府隐性担保长期显著存在于我国债券市场中;(2)市场对于隐性担保预期理性,具体表现为不同信用评级、不同债券种类间隐性担保水平有明显区别:AA评级中央企业债和地方国有企业债的定价中,分别隐含着对应政府以39.9%和6.7%概率进行的隐性担保,而类似隐性担保在AA+评级中央企业债和国有企业债定价中分别为33.9%和1.2%。     

中国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的生成及化解

中国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的形成 ,归因于政府对证券市场发展的隐性担保契约。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均衡”约束及其制度安排上的内在缺陷 ,引致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的产生 ,并通过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下的企业上市包装、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投资者行为投机化和市场泡沫“制度化”得以扩散与强化。本文认为 ,制度风险源于市场制度设置本身 ,化解制度风险只有通过制度创新路径 ,解除政府隐性担保契约 ,才能提高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功能效率。     

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剖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或融资约束偏紧的公司，以及金融分权程度较高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隐性担保提高了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概率，并且通过缓解“财务风险”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基础上，政府隐性担保亦能增大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本研究为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隐性担保须破除

新规中一个亮点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明确“不兜底”,但现行财政体制下仍难以根本实现。目前,世界53个主要国家中,有37个国家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比较突出,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隐性担保体系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从过去的直接支持转为担保或隐性承诺,这些担保或承诺并未被纳入政府预算收支,但却是一种隐性的预算外开支或责任近年来,地方政府又通过城投     

金融危机、政府担保与储户挤兑——来自中国“白银风潮”的历史证据

政府担保在金融危机期间如何影响储户的挤兑行为,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从储户行为的视角认识政府担保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1935年的“白银风潮”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金融危机,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实验.文章利用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1932-1935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实证检验了“白银风潮”期间政府担保对储户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担保显著降低了银行遭遇储户挤兑的概率,并且促使银行吸引更多存款流入;储户从不受政府担保的银行提取存款转而存入受到政府担保的银行,由此引起的存款再分配效应避免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文章还发现,具有政府担保的银行在危机期间投放了更多信贷,这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推动作用.文章对于我国的金融安全网从隐性政府担保向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转型具有启示.     

我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的制度性障碍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契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契约没有解决经济转轨中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引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直接融资成本的不同评价，从而导致了阻碍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逆向选择”现象。只有通过制度创新，解除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才能为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打通渠道。     

我国股票信用的经济学分析

股票信用具有软约束、高风险特征。我国股票信用缺失严重，表现为，随意更改募集资金投向；严重的财务造假；普遍的低分红；市场过度投机。这种局面与整个社会信用缺乏有关，但主要是上市公司流通股股权约束软化、对失信违规公司惩戒不力及政府对股市隐性信用担保等带来的结果。建立健全股票信用，应改善整个社会信用，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强化流通股股权约束，逐步解除政府对股市的隐性担保，建立社会对上市公司股票信用的评价机制，尤其是要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加大对失信违规公司的惩戒力度。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与银行风险——基于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视角

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于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隐性担保是否会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导致的银行风险造成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会导致银行风险增加，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可以通过转移风险的方式掩盖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带来的银行风险，导致真实的银行风险被低估。进一步讨论发现，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时期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作用会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打破财政兜底幻想的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建议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过程中，需重点加快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我国政府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的角色定位

我国信用担保所处的金融制度变迁的特殊阶段 ,决定了信用担保市场中政府、信用担保管理部门、信用担保机构、银行、其他融资机构、企业之间的特有的促进与制约关系。在现在市场经济环境的背景下 ,政府作为担保或再担保人 ,既要避免直接干预 ,以实现信用担保的市场化操作。同时还要加强风险监控 ,塑造政府权威 ,确保信用担保市场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稳定、健康、持续运行。     

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多重金融政策搭配——基于DSGE模型的逆周期监管效应分析

我国经济近年处于下行期,金融风险不断上升,央行、银监会等相继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通过金融政策来防范风险是常规之举,但多重金融政策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性.文章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分析表明,在资本监管要求下,取消银行存贷比约束或银行间市场的政府隐性担保等弱化流动性干预的措施,将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当经济金融领域遭受各类负向的外生冲击时,就减缓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而言,取消政府隐性担保的措施更为稳健.可见,应重视不同的银行流动性干预政策对资本监管宏观审慎性的影响,通过政策之间的兼容匹配来强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对于评价现有政策效果以及提升我国金融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型的价格操纵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型价格操纵问题。我们推广了Mei、Wu和Zhou(2005)的模型,研究在市场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交易型价格操纵发生的条件。我们的主要结果有:(1)非充分理性投资者的存在和有限套利的制约是交易型价格操纵获利的重要原因,投机者套利能力越弱,操纵者的价格操纵越容易获利;(2)当市场中投机者的总禀赋大于0时,即使不允许卖空,价格操纵者依然可以操纵价格来获得利润;(3)如果市场监管者无法杜绝操纵者通过对敲等手段来拉抬股价,则在市场中引入卖空机制反而可以减小股价对基本面的偏离程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操纵者操纵股价的空间;(4)在股价被操纵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建仓期和抛盘期;操纵期内换手率更高、股价波动更大;在建仓期,回报率与换手率,换手率与回报波动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5)我们利用中国股市的数据检验了我们的结论,发现理论结果和实证数据非常吻合。     

企业的销售通路:从顶端市场走向终端市场

销售工作千头万绪，从销售网络建设到销售市场管理，从铺货到促销，内容繁多。但归结起来，销售工作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把产品铺到消费者的面前，让消费者看得见；二是如何把产品铺进消费者的心中，让消费者乐得买。不同时代，企业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企业是在销售通路的顶端，通过“市场炒作”和“大户政策”来展开销售工作的。一方面，众多企业靠炒作来运作市场，公关热、形象热、策划热，炒作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企业的销售策略就是“大户政策”，企业培养几个大的经销商，产品…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是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是一种理论抽象,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并由此引伸出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实际之间的对立统一。     

市场结构及市场效率的实验经济学综述

实验经济学对于市场效率和市场结构的研究最早在1948年由Chamberline开创。经济学家经过大量实验发现,不但市场前提假设关系到市场均衡结果及效率,交易制度也会对均衡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市场结构也有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本文对实验经济学关于市场结构及市场效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综述,并重点阐述其对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以揭示交易制度及市场前提对市场效率的综合影响。本文得到的结论显示：即使没有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的严格假设,也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状态,因而达到最优的配置效率。并且,对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垄断和寡头垄断市场的实验研究也表明,并不是如传统古典经济学模型所言：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够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垄断市场效率也并不是完全与模型所言一致。而且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将交易制度看作外生变量,认为其对最终市场效率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股票市场的渐进有效性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股市是否弱式有效。不同于传统的检验方法 ,本文的实证分析运用了特别适合于转轨经济体中新兴股市的渐进有效性检验 ,该方法采用时变系数的AR( 2 )自回归模型 ,同时考虑到“波动集群”的异方差影响 ,更能清晰地反映出市场有效性的动态演进过程。加之分年度检验的结果 ,我们有把握认定中国股市从 1 997年开始呈现弱式有效。     

公司控制权市场与证券市场效率

随着证券市场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核心地位的日益凸显,以及我国股市中诸多不规范问题的暴露,理论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探讨.许多学者从"有效市场假说"出发,运用实证方法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效率,得出"弱态有效"的结论.本文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出发,强调探讨我国股票市场效率的基本学术范畴,不是"有效市场假说",而是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在我国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证券市场重要的功能模块,其发展规范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证券市场的效率.     

Market Segmentatio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acit Collusion

Moving from market segmentation to market integration (firms cannot discriminate among markets) is shown to have often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in an infinitely repeated Cournot game. In particular, market integ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leads both of them to experienc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when product markets are similar. The same conclusion holds when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modeled as a decrease in bilateral trade barriers followed by moving from market segmentation to market integration. The analysis also predicts that a less efficient country (like a country in transition) enjoys pro–competitive effects from market integration.     

论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关系

市场规则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前提条件，但市场规则不等于市场秩序，健全的市场规则能否转化为良好的市场秩序，关键取决于人们对市场规则的“遵从”程度，对市场规则的“遵从”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对市场规则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对返反市场规则的惩罚力度。     

Market Size, Technology Choice, and Market Structure

We introduce technology choice into a mode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analyze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changes in market size. A larger market leads to the adoption of a large-scale technology. If a technology switch occurs, the number of firms decreases, and a rationalizing effect arises: individual and aggregate output increases; prices fall. This need not benefit consumers since a technology switch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 in product var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