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差距与工资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

一、收入差距问题(一)效率与公平。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讨论的继续。当时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效率优先论、平等互惠优先论、兼顾公平与效率论等观点。而近期讨论的特点是从概念分析转到本质分析。1.公平与效率观在近期的讨论中,出现     

效率与公平并重论及其保障机制

在我国，公平与效率被很多学者视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关系（以下简称为“矛盾论”），“矛盾论”决定了实践中的政策选择只能有两种：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我们对“收入均等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利益激励机制和效率提高等问题则被相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然而，现阶段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又促使我国理论界对公平-效率关系展开了讨论。其中，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总政策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长期指导方针”观点的学者还相当多。本文认为，如果完整地把握市场经济的要求并科学地界定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职能作用，就不难得出下列结论：效率与公平之间并非矛盾的关系，而是同等重要的关系，我们应该以“并重论”来指导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政府职能转换。     

当前应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取向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在对这两大价值目标追求中,如何正确处理二者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主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效率优先显然不符合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伴随着社会的急剧转折,中国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取向,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收入分配制度的公正、公平和效率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其价值取向是一个富有和存在收入差距的社会,要优于贫穷的但收入分配平均的社会,并认为收入差距的存在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一个存在收入差距的社会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然而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之我见

效率和公平问题，存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界之所以普遍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它既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善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公平与正义有效实现的实际问题。尽管从十六届四中全会起，中央已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理论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近两年来，特别是2006年，争论达到了高潮。理论界有关效率与公平的不同意见，可以概括为，效率与公平并重论，效率与公平统一论，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j’论。     

试论和谐社会视阈中的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逐步树立和实践“公平与效率并重,优先保证基本社会公平”的原则。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树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公平效率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对近年来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效率与公平历来是学术界争鸣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老百姓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首先归纳了近年来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五种不同意见: (1)效率与公平并重论; (2)效率与公平统一论; (3)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论; (4)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论; (5)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以上五种意见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两者并重和统一"的观点.     

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兼顾公平的思考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这是党的十六大强调的收入分配基本原则。可是由于强调“效率优先”有余而“兼顾公平”不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收入分配中如何“兼顾公平”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理顺分配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思考

当前,在我国存在着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产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是把“效率”理解为生产方面的问题,因而在初次分配中偏重“效率”,没有在整个分配领域中始终注重“公平”,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所致。其实,效率是属于分配方面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应从理论上、制度上、政策上、行动上等几方面入手加以解决,这样才能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从"国企"改制透析"国银"改制的途径

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要求；而资本充中率则涉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国银行与证券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回归既是国际潮流，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混业经营应选择选择的混业经营模式，即这种混业经营模式巳不再是单纯地追逐利润，而更多的是竞争所迫或业务开拓所需，具有战略意义。     

"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论"按要素分配"问题的实质与衡量标准

我国实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根据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生产要素在财富的生产中所作的贡献产生的一种分配形式。“要素所有权”是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它决定生产资料和社会成员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是“按要素分配”原则存在的依据，“要素贡献”是按要素分配原则的最终决定因素。在按要素分配理论中，正确认识“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是理解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重审儒家的“家—国”观——从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论说起

"家国论"可谓儒家政治学说最根本的部分,它往往也被认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最大障碍。本文由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论出发,借由其关于基于家庭的两种道德模式——"严父模式"与"慈爱父母模式",考察儒家(孔孟)的"家—国"观。作者试图指出,儒家的家国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之父母"观念更接近莱考夫理论中反权威的"慈爱父母模式"而非"严父模式"。由此,作者尝试从权利和道德两个面向重审"国之本在家"的意义,及其可能启示的民主政治。     

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我国政府推动型城市化道路的历史考察

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的政府推动型城市化呈现出两种特征,即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政府的“全能”表现为行政干预因素在对城市规模确定、城乡要素流动和城市化道路选择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城市化的“失灵”即表现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曲折、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要求和低于世界同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论“新经济”之新

"新经济"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与"知识产业"和"知识经济"息息相关,它们一脉相承,有着继承和演进的历史关系。"新经济"之新主要呈现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四个方面。新技术是"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载体,新业态是"新经济"的经营状态,新模式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联合、业态融合等方式形成的新的商业模式。     

超越"公"与"私":论所有权的社会化变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偏私或偏公的观念,已难以对所有权社会化的趋势作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所有权本身的逐渐衰落和约束的逐渐弱化,使得所有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超越"公"与"私",实现公与私观念的更新,建立现代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所有权变革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个代表"的复杂性思维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出发，阐述“三个代表”在探索中国社会系统演化中的复杂性思维，指出“三个代表”为中国社会系统自组织进货指明了方向。     

试论"全金融"

本文探讨了全金融的基本概念，指出了全金融运作模式和全金融产品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全金融具有目前任何金融混业经营运作模式或单个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强大金融功能，是世界金融未来的新形态；全金融运作模式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全金融产品是全金融运作模式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产品形式。     

关于“价值”和“剥削”范畴的再探讨——对许成安《对“价值”和“剥削”范畴内涵的探讨》一文的商榷

本文对许成安同志《对“价值”和“剥削”范畴内涵的探讨》一文的主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是许文在“价值”的内涵方面要人们“温习”所谓的马恩的两段话,一段根本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阿·瓦格纳的话,一段虽是恩格斯的话,但其本人后来已多次作了自我否定。许文提出这两段话表现出了调和不同价值概念的倾向,显然无助于“深化价值理论研究”。二是许文对“剥削”范畴的理解偏于文化、道德、法律乃至“词性”,而未作为经济学范畴来认识,同时对剥削在今天的历史正当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美国“新经济”及其“软着陆”可能性探讨

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的美国“新经济”,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美国是惟一具有控制关键生产要素和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能力和力量的国家。美国经济在“过热”之后可能会实行“软着陆”,从而进入新的周期。美国“新经济”具有风险投资的社会化、国际化,高新技术的数字化,经营管理结构的虚拟化等特点。面对２１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中国只能以更为深化的改革开放作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