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支出、财政分权与经济低碳转型

经济低碳转型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首先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8—2019年经济低碳转型程度,发现中国近年来经济低碳转型程度并没有明显提升,呈波动趋势,且地区间差异较大。其次基于理论分析和构建受限因变量面板Tobit模型,就财政科技支出、财政分权对经济低碳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支出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低碳转型。财政分权与经济低碳转型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财政分权能够推动地区经济低碳转型,而过度的财政分权则对经济低碳转型产生负面效果。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结构性赤字及其与流动性过剩的关系

我国目前出现的赤字不是因为调节和平抑经济周期而出现的“周期性赤字”,而是“结构性赤字”。我国的结构性赤字不是因为战争(如现在的美国)或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源自中国社会、经济和财政结构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支出压力,可以称之为社会改革转型期间为解决社会重大结构性问题而出现的结构性赤字。首先是经济社会转型。这包括: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城镇形成大量的下岗和失业人口;传统企业社会福利向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过渡,社保资金有大量的缺口;传统农业向商品经济农业、农村向现代新农村转型、大量农村人口要向城镇转移。由于我…     

清末财政思想的近代转型:以预算和财政分权思想为中心

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在社会经济的激变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转型.财政体制的转型推动着中国财政思想的近代化演进,西方近代预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成为当时财政思想近代转型的主要标志.     

大陆型经济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使经济结构转型在当前中国显得极为迫切,“大陆型经济”模式为中国提供了样本.本文以经济结构转型的三大构成要素即目标模式、转型条件(初始条件和终极条件)和过程方式(实现路径)为逻辑主线,揭示了“大陆型经济”具有大国经济、可持续经济和内源性经济的三大内涵特征.以此提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陆型经济”目标方向以及实现转型的条件,并对实现转型的关键要素——路径选择进行剖析,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存在初始条件向终极条件转化的路径梗阻,传统的路径依赖(东亚模式)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路径梗阻的表象,究其深层原因在于政府干预下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评述

1979年中国改革之初,中央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压力,首先实行了向地方政府进行财政分权,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等一系列分权改革措施。近年来,人们逐渐注意到,改革之初及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进行的这些分权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大大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对不足,使我国产业发展初步呈现出技术空心化的危险倾向,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具体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政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通过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各类人才;加大财政资金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调整财政科研投资方向;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建立自主创新企业的贷款担保制度,以激励自主创新.     

关于中国财政政策演变的规律性认识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的财政政策必然要体现经济转型的要求，为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服务。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回顾和总结，归纳出中国财政政策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几种带有规律性的变化趋势，而这些趋势无一不体现市场经济框架内财政活动的“公共性”特征。同时，这些规律性的认识也为我们把握未来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走向提供了现实依据。     

新时代治理优化取向下财政紧平衡的路径选择

我国财政正处于紧平衡的运行状态,如何在这种状态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共同富裕,是对财政治理在新时代提出的明确要求与现实挑战。本文从财税体制改革、全面预算管理和绩效预算考核的运行机制,以及总量控制、结构优化的债务化解路径展开分析,提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不搞“一刀切”,形成以传统产业的有序转型反哺新兴产业发展;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节奏安排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以产业创新发展和ESG转型考核经济结构质量;以总量控制、融资路径拓展弥合区域间差异,从而实现地方债务的良性管控。本文建议通过制度优化和实施路径选择来寻找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债务高效管控的最大公约数。     

经济转型中的财政调整与财政成本研究

面对经济转型中的各种困难和危机,财政调整是政府摆脱困境走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并且,财政调整实施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财政调整实施方式的不同选择决定了转型经济所承担的财政成本的不同。财政调整如果能及时进行,短期财政成本迅速增加,而长期财政成本就会较低;反之,如果财政调整被不断推延,虽然短期财政成本较低,但长期财政成本就会较高。而我国财政调整与经济转型的非“时间一致性”导致了我国未来财政成本的上升,隐性和或有债务的积累。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财政乘数。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DSGE模型,建立权重可调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渐进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投资补贴、消费税、资本收益税和劳动税等六类结构性财政工具调控效果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会显著影响财政乘数,且财政乘数随转型进程非线性变动,其机理在于货币政策转型会影响财政冲击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强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程,以保证调控力度恰当、效果合意;对财政工具的选择应更加重视结构性减税与投资补贴,以改善民生福祉、激发经济活力;财政调控应有增有减,以维持预算平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重读《社会主义的企业家》

以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为主题，作者完成了“转型三部曲”：《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和《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在本文中，以评述《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为重点，作者详细回顾了写作“转型三部曲”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对“三部曲”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反思性地梳理和冷静地重估。最后，作者认为，“三部曲”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大转型亦密切关联，并期待它们能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地阐释。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与贫困治理：基本逻辑与思想转型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是我国贫困治理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财政转移支付通过财政资金与贫困治理对象的有效对接,对减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思想的发展和转型路径既遵循了转移支付在贫困治理中的一般性逻辑,也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贫困治理思想演进的阶段性特征。文章从政府主导性、转移支付资金瞄准性和转移支付目标三个维度,具体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作用于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思想演变历程。研究发现：从政府主导性来看,随着贫困治理的深入,中央政府在资金分配中由初期的妥协向加强自主性宏观调控转变;从转移支付瞄准性来看,在贫困瞄准单位逐渐下移的背景下,转移支付资金的瞄准机制经历了“区域-县-村户”由面到点的调整路径;从转移支付目标来看,随着贫困理论的不断发展,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以“财力平衡”过渡到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长期目标。总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在不同贫困治理目标下的阶段性调整和适应性改进,进一步引导着财政转移支付思想的转型、发展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实现贫困治理的历史性成就。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过去十多年来,为了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并更好地理解转型国家的增长差异,由CharlesTiebout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分权理论被经济学家发扬光大了。新一代的财政分权或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集结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元素,不再局限于公共财政的话题,而是将视野转向了地方官员在维护市场、促进竞争与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激励和行为。本文以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演进,尤其是1978年之后的财政分权的重要经验为依托,回顾和讨论了这个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经验研究的成果,从一个角度讲述了转型与增长的中国故事。     

资源型财政及其预算稳定基金:国际经验与启示

资源型财政指建立在以资源开发(加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政府财政,或者说当地资源性收入在政府公共收入来源中具有战略地位的财政。由于资源型财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资源产品的价格变化以及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就会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从国际经验看,设立财政(预算)稳定基金——将政府在资源盛产期或者资源产品价格上涨时期获得的一部分“超额”收入存储起来,以备资源枯竭或者资源产品价格下跌时期使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虽然我国从总体上讲不属于资源型财政,但有些地方政府财政具有明显的资源型特征,通过总结国际经验,我们可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对于目前我国解决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政府财政要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主动承担其转型所需的必要成本;对新开发或处于成长期的资源型城市,可以试行设立稳定基金,以保障其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新趋势
　　一、新常态与转型升级的涵义。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新常态”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热词,何为“新常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去年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已经过了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的阶段,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和前景的分析,新常态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要坚定不移推动结构改革;二是经济结构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地区、更广大民众;三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式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化增长转变,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四是经济发展驱动力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既要实现自身发展,同时又以自身发展为亚太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能源低碳化转型吗？——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经验证据

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逐渐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以互联网为载体驱动能源市场结构性变革已成为“双碳”目标下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的主要方向。本文选取2006—2019年全国2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围绕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低碳化转型的整体效果、作用机制和有效边界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显著提高了城市综合能源碳排放效率和净能源碳排放效率,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加速能源低碳化转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通过释放绿色创新驱动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金融科技赋能效应推动能源低碳化转型,但能源市场整合效应效果发挥受制于能源行业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对能源低碳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和经济发展大规模城市,并且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效应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完善的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本研究为实现“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也为加速能源低碳化转型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山东财政学院、山东省经济学会共同发起,山东财政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理论研讨会”于2002年12月14～16日在山东财政学院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43篇,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经济发展为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数字赋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背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9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空间溢出效应检验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还会对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绿色转型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带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本文研究为建设数字中国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论我国公共财政收支范围的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公共财政学的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对我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公共财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几年来理论界的探讨与争鸣,对公共财政的理解基本已达成共识,即是从组织政府收入、安排政府支出、提供公共作品以及矫正市场失灵、调节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描述和概括的,这个概念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财政概念（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因此,公共财政收支范围也不同于传统的财政收支范围,对公共财政收支范围进行及时、准确地界定,既是实行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的需要,又是解决财政“越位”和“缺位”并存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政府间财政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以增值税为机动平衡工具

中国以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60%为改革目标,导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经常性调整,这不利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应该借增值税转型为契机,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进行改革.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为:以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30%为基本目标,以增值税平衡基金为地区间横向财政平衡工具,成立政府间财政关系协调委员会,以协调财政平衡基金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