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方法：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农地整治后,整治区户均生计资本总指数和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分别增加0.106 3和0.091 2,其中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项目区分别增加0.143 3和0.129 6,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分别增加0.078 1和0.061 9,而同期未整治区分别增加0.010 4和0.006 4,说明农地整治是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改善农户生计结构的有效途径,且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的作用效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继续加大农地综合整治项目投资力度,创新农地整治实施模式,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结构。     

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影响——以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两种模式农地整治的增收脱贫均有显著影响,影响显著的生计资本指标对PPP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边际效应高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政府应该引导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农地整治扶贫,以提高PPP模式农地整治扶贫项目的比例;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区农户全部脱贫。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探求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权属管理新路径。研究方法:采用熵权改进TOPSIS法量化评估农户生计资本指数,运用双重差分计量法分析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实施权属调整后,农户生计资本指标的双重差分值提高了0.056;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显著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且平原地区实施权属调整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高于山地地区。研究结论:应以完善权属调整法制建设和规范管理为保障,建立权属调整与适度规模经营的联结机制,依据自然禀赋特征实施精准化、差别化的权属调整模式,为农田集中连片、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条件,从而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湿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鄱阳湖区调研数据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以及收入水平的影响,以期揭示和评估湿地生态补偿实施的效果及有效性,为湿地生态补偿效率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二元Logistic模型及广义精确匹配法。研究结果：（1）湿地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农户生计策略转变,可提高农户生计非农化及多样化程度。除此之外,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实际经营耕地面积、金融机构借贷以及家庭社交情况等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2）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使政策参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增加6 459元,家庭人均收入增加1 756元。（3）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不同类型的生计收入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商业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具有负向效应。研究结论：政府应继续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建立多元化综合性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促使农户由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的发展方向,拓宽农户增收途径,降低农户生计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以此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双重目标,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农户生计风险对其生计资本的影响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生计风险问题一直被密切的关注。由于资本市场的松散,生计风险可以大幅度地改变农户的资本所有和资本结构。现有文献主要针对生计风险特性研究、生计资本定量评估,而尝试探索生计风险对生计资本影响机制问题的研究仍较少。基于此,本文以石羊河流域为例,通过半结构式农户调查,在分别确定农户生计风险评估体系及生计资本评估体系的基础上,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农户的生计风险(健康风险、环境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信息风险)和生计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进行评估;通过建立相关计量分析模型,量化生计风险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健康风险、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是影响生计资本最主要的风险因素。为此,政府决策与管理部门为了更好地控制生计风险,保障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一方面需要引导农户扩大生计途径、提高农户自身应对生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控制、减少农户生计风险,构建生计风险预警体系与防范机制,形成有效应对生计风险的保障机制。     

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武汉和咸宁部分农户调查的实证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理论、Logit与Tob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理论上,农地整治能提高耕地生产性收益与非生产性收益,降低劳动成本,但可能会增加土地和农机的使用成本,使得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2)实践中,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非农就业状况对农户耕地转出行为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研究结论:现阶段,为活跃农村耕地流转市场,应加快推进农地整治、提高农地整治质量、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稳定耕地流转价格,以增加耕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此外,应增加城市非农就业机会,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登记发证工作,以增加耕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的]为清晰识别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程度,以期为后期土地流转政策及农户生计引导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内蒙古4个市区的380户农户样本数据,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参与土地流转和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生计模式进行了分析,客观评价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结果]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计转型产生了显著影响,拥有较低自然资本和较高金融资本的农户倾向混合型和务工型生计策略,同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采取混合型生计策略,而不是采取农业型生计策略。[结论]农地流转后,农户从繁重的种植业活动中得以解放,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生计策略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传统的主要依赖种植业到经营养殖业、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非农行业,多元化了农户的收入来源。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本文以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通过对黑河流域张掖市农户风险应对策略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t模型对农户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最显著的因素,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自然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最不显著的因素。研究同时还发现,可以通过增加金融资本、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等措施,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路径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探讨5类生计资本影响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多重并发机理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和基于模糊集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社会资本(β=0.355,p0.001)、人力资本(β=0.243,p0.001)、自然资本(β=0.110,p0.001)均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净效应,金融资本(β=-0.199,p0.001)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负向净效应,而物质资本(β=-0.063,p0.05)的净效应并不显著;(2)社会资本是驱动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3种生计资本构型包括: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缺乏的情景下,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在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缺乏的情境下,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本。上述3种组态构型的解释一致性(充分性)分别为0.833、0.815和0.806。研究结论:需要以3种构型为基础,针对农户的不同生计资本组态,设计基于生计资本结构的精准农地整治推进机制,拓展农地整治项目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策略。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目的 通过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为构建和完善积极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减少宅基地退出引发的社会矛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了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 （1）从总体样本来看,宅基地退出提高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且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改善了生计资本结构;（2）宅基地退出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宅基地退出提高了低收入农户和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改善了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但对高收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资本结构均未有显著影响。结论 总体上看,研究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生计资本结构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压力仍然较大。     

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农地细碎化与农户生态生产行为——以农药、化肥施用为例

目的 揭示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效应,探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健康的新路径。方法 文章构建“土地整治—农地细碎化—农户生态生产行为”逻辑框架,基于湖北省天门市、潜江市、咸丰县、宣恩县483份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 （1）土地整治通过治理农地细碎化,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与机械发展,有效降低农户单位面积化肥、农药的投入,有助于塑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2）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新农主导模式以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强化土地整治与农地流转的耦合关联,更有利于改善农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促进效果也更为明显。结论 应将农地细碎化治理作为土地整治的核心内容,在巩固和完善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加大新农主导模式的支持力度,增强农户生态保护与社会责任分担意识,不断推进土地整治模式的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土地整治在塑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作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生计影响——以云南省永胜县为例

对云南省永胜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实施过程、效果及政策演变对农户造林积极性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案例村细致入微的调查、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反映出了农户生计在此次林改中所受到的影响和农户的意愿等。另外,在此基础上对林权制度改革的初步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条件下最有效的政策反应,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农地质量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嵩县为例

本文根据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地质量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质量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转出和转入影响方式不同;对于同一转出户,农户将优质农地留作口粮田,愿意先转出劣质农地;对于同一转入户,农户处于经济收益的考虑,更愿意转入优质农地;受农地质量的影响,农户转入、转出意愿差异较大,改善农地质量有利于减少农地撂荒形象。     

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目的]探索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对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该研究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对北部沿河区和南部梁外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进行了调查与对比分析,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1)北部沿河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于南部梁外区,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南部梁外区。北部沿河区农户选择以农为主生计策略的比例高于南部梁外区,而选择以非农为主的比例低于南部梁外区。(2)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共同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对两区域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的选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然资本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比较而言,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态政策影响较小的北部沿河区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均大于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南部梁外区。[结论]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具有区域差异性,生态政策是促使农户生计状况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政策的作用下,农户的生计策略仍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同时生态政策也通过影响农户可实际运作的生计资本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户生计状况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秦巴山区为例

以甘肃秦巴山区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究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主要阐述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对耕地、生态环境、农民收入、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借助实地问卷调查,并借鉴英国国家发展署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甘肃秦巴山区的退耕户与非退耕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多样化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退耕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多样化状况都好于非退耕户。因此,应该加大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的宣传、监管力度,创新退耕还林(草)工作机制,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农户加入到退耕还林(草)工程中来,积极拓宽劳务输出渠道,加大对自主创业农户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     

农户家庭特征与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本文以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户家庭人口特征为自变量,分析了其对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实物消费或生存型消费主要受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对总收入有影响的家庭人口特征的影响,与家庭其他人口特征关系不密切;而服务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则主要受家庭人口特征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     

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目标不同,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2)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就越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就越明显;(3)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户农地流转的市场参与程度,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都有影响。研究结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农地的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提高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