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村税费改革浅析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着诸多问题，农民交纳现金压力较重、土地税负加重、农业税不均等。改革应建立健全税费收缴和使用机制，以及加强配套改革措施，最终建立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平合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农村税制体系。     

中国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分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本文采用2000年到2018年期间的30个省份(除中国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DID)方法估计了2007年工业用地市场化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主要得到三个方面的结论：(1)工业用地市场化政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运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这说明,土地市场化改革对于城乡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2)探究了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发现该政策可以通过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市场化程度和助推人口城镇化,从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3)异质性分析表明,初始建设用地资源禀赋越高、初始土地财政依赖度越强的地区都会显著对政策效果起到负向作用;采用系统聚类算法划分区域,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中,政策与地区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别不显著、显著为负。     

我看农村税费改革

近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为减轻农民的负担，自２０００年３月起，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农村费改税试点工作。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必须与缩小各级政权的财政收支赤字结合起来，才不会走进历史怪圈。一、规范县乡财政收支，减少和消除财政赤字首先，县、乡、村三级政权存在巨大财政赤字，入不敷出，难以正常运转，是导致农民负担反弹的根本因素。由于取消了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和村提留项目…     

鄂州: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

湖北省鄂州市严格按照“三个确保”原则,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放在第一位,加强领导、全面发动、精心组织、规范操作,稳妥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不断加强指导检查,使改革试点工作得到积极有效的推进。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市较好地完成了税改试点的各项任务,减负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户率达100％,农户签字率达95％以上,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被省农村税费改革考核验收小组评定为优秀等次。     

全面推进福建省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是通过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减轻农民负担,并且堵住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主要是把握三个方面: (一)实质。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就其实质来说,第一,它是一次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分配制度的改革。第二,它依法调整并规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利于进一步向统一城乡税负、公平税制的目标推进。第三,它体现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与保     

山东省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山东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状况进行的抽样调查，可以看出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政策宣传力度、乡镇财政收入、乡村债务、义务教育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且这些问题的发现对于完善税费改革制度、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关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几点思考

世纪转换之际正式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在过去的几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要巩固和发展这些成果,就必须关注和妥善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关改革。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对山西省太谷县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是继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是现阶段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太谷县作为山西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县对农村税费进行了深化改革 ,本文对太谷县农村税费改革情况做了调查分析 ,了解了太谷县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效和宝贵的经验 ,为在全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农村财政制度改革——对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考

现行农村财政制度缺陷是农民负担的制度根源 ,农村税费改革仅仅是农村财政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无法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必须从总体上改革农村财政制度 ,为此 ,应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构建农村公共财政制度。     

农村税费改革：热点问题冷思考

(一) 为了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规范农村税费征收,从2000年开始,安徽省在前几年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几乎与此同时,如同前几年对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的争论一样,对这一热点问题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

进入新世纪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 ,各国纷纷推出了减税计划和方案 ,形成了新一轮世界性的减税趋势和浪潮。我国自 1 998年以来 ,税收收入连年大幅增长 ,这对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促进经济形势的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税收长期超常增长 ,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对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利。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 ,从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来看 ,中国应采取完善税制、适度减税政策。     

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

延续12年之久的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在步入“十一五”以后表现出更加强劲的态势,从而在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激起了更大的波澜。本文由税收收入同现行税制的关联分析入手,在税收收入增长轨迹同现行税制变动轨迹的联系中,试图捕捉支撑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特殊”因素。以此为基础,采用特殊视角,逐一聚焦由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引致的若干重大问题,给出种种政策判断,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论我国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生态经济关系

西部农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摆脱资源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树立起以人为本的观念,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因此,农村人力资源充分有效地开发显得紧迫而重要。本文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统一的必要性,并针对西部农村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措施。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orms in Argentina

In 1989, Argentina entered a process of sweeping transformation of its economic institutions which provided for the (temporary) recover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aming of inflation. The Argentine experience with market-oriented reforms has been regarded by the literature as a salient case of radical and 'unconstrained' reform. Yet, a closer scrutiny portrays that the 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of a pro-"reform coalition determined the pace, dept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 idiosyncrasies of Argentina'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urn, conditioned this coalition-building strategy. The same idiosyncrasies were at play in the 2001/2002 collapse of the convertibility regime and ensu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os.     

中国农村工业化与环境问题研究

在村工业化的崛起并持续高涨，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重大变革之一。它挣脱了极其稀缺的土地资源对农村发展的束缚，拓展了农村资源利用的范围和深度，为农村经济的振兴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它也是中国农民在当时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所做的必然选择。由于受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和“就地转移”政策的严格规定，导致了高度分散式布局，并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昂的管理成本和交易费用，以及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损害。这种规模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双重作用导致了农村工业的总体效益低下，在统计表上产值连年增长的背后是看不见的巨大的发展代价，并反过来深深地影响到农村工业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因此，由高度分散走向合理集中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本文提出的农村工业开发小区综合管理的模式就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转型取向--兼论以农村教育为重点的财政调控

经济周期波动及其政府宏观调节是与市场经济共生的现象.经典理论形成了低谷和顶峰两极时期的财政对策,但忽视转型期的调控政策.我国新一轮增长拐点时期,将过去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调控的目标、手段、方式都需要发生改变.稳健的财政政策目标应该由单纯追求增长率转变为扩大就业,由类行政的直接调控转变为利用市场对企业施行间接调控,当前财政重点发展农村教育有助于实现经济由短期波动到长期增长的平稳过渡,并由此延长经济增长期.     

Groping for Stones to Cross the River versus Coordinated Policy Reforms: The Case of Two Reforms in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has reached a stage where the past experimental approach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Future policy reforms need to be carried out in a holistic rather than a piecemeal mann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forms of two related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rural land system. We argue that further institutional changes warrant 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coordinated reforms rather than merely drawing on local pilot experiences. A holistic policy package that can simultaneously promote the reform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e rural land system is proposed. We use fiscal simulations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holistic policy package.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地区差距分析

本文在扩展农业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农业生产率指数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农村发展指标,以此来衡量农村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状况.为了考察中国农村发展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不同方法对其收敛性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了时间和省份特殊效应、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中国各省农村发展差距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内部差距均存在条件性β收敛.     

财政支农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本文利用VAR方法对财政支农不同部分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1）从长期来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而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2）从冲击大小来看,事业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最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次之,农村救济费第三,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小。最后提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是：增大财政支农力度,农村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应保持稳定增长;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加大事业费和科技费在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比重;财政支农支出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能间接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增长。所以应利用财政支农功能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