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与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摩擦性失业”的研究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更换频率远高于传统农民工,频繁跳槽必然伴随"摩擦性失业"。本文提出并验证了如下研究假说:务农经历弱化、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外出务工者初次外出时更偏好于体力劳动强度较低、工资较高的职业,如果未能寻得这类职业,他们主动离职的可能性更高,且停留在失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时间更长。职业培训,尤其是企业的短期岗前培训,可能有利于维护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     

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倾向值方法的检验

农民工加入工会对其工资率影响如何,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诠释,中国工会甚至因其特殊性而在工资效应上受到一些质疑。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工会参与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可能性。以OLS估计为基础,通过使用正态核匹配方法控制工会参与的选择偏差,并借助偏差矫正的匹配估计量检验相关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发现,工会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率。进一步与城镇职工加以比较和对工会的工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工通过加入工会所获得的工资改善可能更为明显,而工资率的提升部分地得益于工会的合同保护效应和培训促进效应等。政府应当在农民工自愿加入工会的基础上采取更积极的促进政策,以改变农民工工会参与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     

风险规避、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的重要因素,而风险规避与社会资本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考虑这一相关性会导致社会资本对务工距离影响的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误。本文选择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和家族是否有祠堂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农民工的风险规避程度,并将两者同时引入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全国8省24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风险规避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强的农民工,其务工距离越近;外出务工具有"同群效应",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远距离务工的概率越高;家族祠堂具有"社会网络效应",家族有祠堂的农民工倾向于远距离务工。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以及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35.88%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就业状况的返乡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97%、13.26%、24%、16.76%。基于Logit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男性、40岁以上、较高的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显著上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返乡者失业的可能性显著较低;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况的概率也显著上升;而村庄特征和相关的外出务工经历也对就业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工资拖欠问题的影响

在我国，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个集体制、道德、法律、社会、经济等于一体的综合问题，其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些复杂的原因中，农民工个体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为了明确这些因素，我们利用数据回归的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从中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性别等因素对拖欠工资发生的概率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在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时，应当针对农民工自身的因素制定相关的政策。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分析——以乌昌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乌昌地区三个行政市180余份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就业过程中的其他歧视性政策和行为、务工中的保障制度和个人特征中的饮食习惯的适应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务工的影响最大;制度摩擦力中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个人特征中的对外出务工的观念和城市拉力中的城市务工的工资满意度影响次之。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和语言沟通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及外出务工意愿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初对2036名河南省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对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约1/3的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受影响最严重,机械制造、电子电器、纺织及建筑行业农民工受影响最深,大龄、男性或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受影响较重;在失业返乡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年龄、是否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家庭人口数及对生活担忧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具有非线性的影响,性别、婚姻及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没有显著影响。     

四川务工大省的复工返岗观察

正3月2日,载有800名农民工的D4755和谐号列车缓缓驶离四川眉山东站,开向广东广州。作为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和农民工经济大省,2019年四川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2480万人。面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出务工返岗农民工出不了家门、上不了车门、进不了厂门的难题,四川省加强统筹谋划,突出保障重点,打通阻碍农民工返岗务工的"三门",     

禁止组织或介绍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

近年来,少数地方连续发生打着"勤工俭学"'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等旗号组织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事件.为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合法权益,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教育部办公厅于2007年10月发出通知,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小学、培训学校和其他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组织或介绍初、中级以下阶段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坚决抵制社会上各类针对未成年学生的招工行为,尤其要警惕和抵制企业、中介机构在寒暑假以"实践、实习"为名组织农民工子女打工的行为.     

对农民工欠薪的法律问题初探

近年来,农民工欠薪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条件。农民工目前是建筑、采掘和一般服务业的劳动者主体,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非农产业各个领域的辛勤劳动创造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农民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也是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做好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目前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成了各级政府以及学者探讨的论题。本文通过探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现状和成因,从法律角度提出关于这些问题的相应解决对策。     

农户种田意识与耕地流转意愿研究——来自典型村的实证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两个典型村239户农户进行随机调查,探讨农户对农业耕作的意识及其耕地流转意愿。结果表明:50%以上农户认为农业比较收益相对低于外出务工;为获得更高收益,大部分青年男子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农业日常耕作活动"老、弱、小"化比较明显。农户从事农业耕作的首要目的为获得食物,其次为获得经济收入。对于耕地暂时流转,绝大部分农户(70.3%)愿意暂时转出,但只有少数农户(39.8%)愿意暂时转入,转出与转入意愿不协调;对于耕地永久流转,农户转出或转入耕地的意愿均明显低于暂时流转。     

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的动机探析——基于对京郊合作社的实地调研

本文基于对京郊延庆和通州区合作社的深入调研,通过分析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较低、缺少合作互惠的内驱力、受社会取向与政府影响大,得出其参与呈现了内在动机不明显、外在动机强和远景动机强三个重要特点.     

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2003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农村地区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该制度在异地参与与就诊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政策,使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迁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枷锁效应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拉回效应出发,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该制度对农民工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农村劳动力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使其外出务工的概率下降3.52%。同时,对于已经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显著增强了其返乡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该项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速了民工荒现象的产生。     

竹农技术创新参与意愿的博弈分析

在假定竹农、科研机构都是理性人的基础上,分析了竹农参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参与成本、参与收益,并引入概率,对参与决策进行了博弈分析。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扶持下,当竹农或科研机构对自己的参与收益达到一定综合概率时,竹农或科研机构就愿意参与技术创新。     

农民工回乡建房的事件史分析——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

本文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民工回乡建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回乡建房的总体发生概率为46.91%。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生存时间"里回乡建房概率比老一代农民工家庭高,被视为是"逆城市化"的行为或已在我国悄然发生。而建房前家庭外出人口占比越高,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就越低,因此鼓励举家迁移更有利于农民工优化城乡住房配置。城市失业风险越大,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也越大,反映出农村住房是农民工应对风险的保障。而"建材下乡"补贴的建房鼓励政策对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解决农民工城乡住房矛盾,建议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满足农民工基本的建房用地需求,引导农民工依法合理适度建房。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金湖县92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t模型和排序Logit模型,讨论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是否正规就业和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正规教育水平和长期培训共同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机会,而技能培训则决定了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且技能培训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在正规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农户通过投资技能培训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具体而言,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和工资水平,且长期培训较短期培训作用更大,但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拥有技术职称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正规就业的概率越大,且其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越高。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框架,并利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优化生计结构,促进他们的生计模式向非农转型。移民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但对提高其家畜养殖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集中安置方式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和其家畜养殖收入,但对农户参与外出务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