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从理论上说通过较快的资本积累和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欠发达国家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然而，这样的经济收敛仅仅发生于东亚少数几个经济。我认为：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是决定收敛是否会发生的重要因素。假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内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起来并生存，政府将必须扭曲利率、汇率和其他价格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来补贴或保护这些企业。市场的作用会受到抑制，寻租行为将会盛行。结果，这个经济的发展绩效会很差，收敛也就不会发生。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时，这个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并实现收敛。根据跨国经验数据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和技术选择上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实现收敛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目标，改善市场的作用，鼓励企业在做产业和技术选择时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形式权威、投资阻塞与企业自生能力

本文从形式权威的视角分析了政府的控制权和经理主动权之间的权衡、政府的关系专用投资与经理的关系专用投资之间的投资阻塞.与政策性负担造成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传统观点不同,本文认为是各方努力及关系专用投资的投资阻塞问题造成了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自生能力与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的建设

本文分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独特现象,回顾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资本市场问题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所存在的不足。作者认为,上市的国有企业普遍缺乏自生能力,从而不能够获得正常利润,是资本市场诸多问题的根源。作者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分析了国有企业、自生能力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并提出了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本文阐明了自生能力的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 ,改革之前为了实行技术赶超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由此内生决定了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并内生决定了改革以来的“软预算约束”的形成。基于理论分析 ,最后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议。     

企业自生能力研究思考

东欧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失败和中国“渐进式双轨制”的成功使西方传统经济学家感到疑惑,而林毅夫先生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林毅夫先生仍然把企业当成一个“黑箱”看待,并没有从企业内部研究其自生能力。本文在林毅夫先生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有强弱之分,并且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另外,通过企业自生能力和竞争力的对比,进一步强调了自生能力的重要性。     

自生能力与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的建设

本分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独特现象，回顾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资本市场问题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所存在的不足。作认为。上市的国有企业普遍缺乏自生能力，从而不能够获得正常利润，是资本市场诸多问题的根源。作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分析了国有企业、自生能力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并提出了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自生能力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一、我国的改革在增量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大多数关于存量改革的政策，不是执行了以后变了样，就是，执行不下去，改革中有绕不过去的深层次问题。 和苏联东欧以全盘解决存量问题为基本着眼点的休克疗法不同，我国的改革一开始采取的就是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松开传统体制对农村和非国有经济的束缚，进行增量的改革；一方面以渐进的方式改革存量(亦即国有经济)，用增量的改革来推动存量的改革，也用增量的发展来为存量的改革创造条件。增量改革这一部分进行得非常好，过去22年，我国不仅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经济崩溃，而且，国民经济取得了平均每年9．6％的快速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在存量的改革上，不仅成效不大，而且，国有经济的绩效每况愈下，成为政府财政和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负担。在存量改革方面，除了全盘私有化外，这22年来可以说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能找到的各种办法都已经试行过了。但政府出台的改革措施基本上只有两种命运：不是实行的结果和原来设想的目标相左，就是执行不下去而被放弃了。……     

Technology choices and growth: testing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policies, finance and growth as approached b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ransition Economies (TEs). On a sample of 164 economies for 1963–2009, our analysis confirms NSE propositions that the type of development policies, as captured by the Technology Choice Index (TCI),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ong-term growth. However, this differs for TEs as a whole and its subgroups. Further to this, using a sample of 94 countries for 1985–2009, we provide a first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TCI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distortions and we show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istortions and TCI on the one hand and medium-term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find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 higher ratio of TCI on medium-term growth is partly mitigated, although not eliminated, by moderate level of financial sector distortions. This points towards som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simultaneous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sector distortions, at least in the medium run. However, TEs are shown to differ from the rest of the sample as financial distortions play a more pronounced 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medium-term growth in these countries.     

经济改革与经济学转型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计划体制背景下启动的,也是在一定的改革意识引领下发生的,但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形成的改革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获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我国经济学理论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为了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如何科学地认识市场经济,怎样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体现现代精神,都需要在范式转型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探索。     

市场互联性、关系型合约与经济转型

本文通过将单一市场的关系型合约推广到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刻画了社会分工程度(市场范围)与微观治理机制(基于关系型合约的治理还是基于正式合约的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何种合约来治理受市场范围的影响,市场范围越小,关系型合约越重要,正式合约越不重要;反之则反是。特别地,从这个视角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和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微观治理上是一个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不断向正式合约过渡的过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使原来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没有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在正式合约缺位时,关系型合约仍然能够维持社会经济的运行;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几乎在一夜之间破坏了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的可维持性,而短期内又不可能建立依赖正式合约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微观治理失效。本文还解释了中国经济在缺乏正式的法律和产权体系下取得骄人绩效的“悖论”,即由于关系型合约的自我实施性,因而并不需要相应的正式制度安排。本文总体上支持“后华盛顿共识”的渐进改革路径,并为其提供了动态的微观机制。     

经济学的二重性和在政策分析中的角色

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即兼具科学性质和人文性质.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只涉及解释手段的选择,不考虑目的的选择问题.这是因为:手段的效果可以通过事实经验地证明,而目的包含价值观和伦理因素,无法转换为纯粹经验的描述.虽然不符合实证原则,但是作为人文的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前提,作为人文的经济学讨论目的的选择.在目的选择的过程中,伦理、价值判断、政治哲学等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实现稳定和谐的最终基础是道义与共识.     

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与经济学数量化的认识论局限

科学本身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数学在科学研究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限度;同时,由于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对象更不确定、所获的认知更为主观,因而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存在更大的局限.一方面,经济学中预设前提的设定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存在是否合理或者存在抽象的限度问题,并体现了主体的认知和理想:另一方面,经济学中逻辑推理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局限于严格的数理关系上,而是关涉到人的行为逻辑.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主要集中于第二阶段的演绎分析,并把经济学的逻辑等同于敖理逻辑,从而导致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泛滥;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审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限度.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本文试图利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的本质、成因、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现有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新的分类;并对行政垄断,主要是行业垄断的经济损失规模及租金的耗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最后,回顾了中国反垄断改革的进展,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议程。     

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

“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凯恩斯革命的新浪潮。他们否认大萧条的基本教训,无视历史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复杂性。他们自上而下设计的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导致苏东(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大幅下跌。中国和苏东转型实验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均衡学派与非均衡演化学派关于经济波动本质的争论。转型萧条的惨重代价,使我们加深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区,例如价格的线性供求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趋同理论。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将使经济学超越均衡优化的古典规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复杂经济学。     

论法经济学建立的经济学基础

法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依赖于两大理论作基础,一是经济学理论,二是法理学基础。在经济学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为法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武器,新古典经济学为法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则直接为法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经济转型理论评析

经济转型之初 ,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信条提出 ,可以通过“激进”措施将原来的计划体制一次性破除而重建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但迅速私有化并没有带来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和原国有资产的有效重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的渐进改革却取得了成功 ,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经济转型理论开始发生变化 ,“制度演进主义”的影响日渐扩大 ,经济学家开始强调市场经济支持性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变革的长期性 ,认为分权、激励、竞争、良好的司法和会计制度等比私有化更重要 ,并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分析了不确定性、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秩序与步骤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宪政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宪政问题

宪政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是经济学回归为“政治的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它是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津——制度——宪法规则的运转性质做出相关解释的经济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从来也不能脱离制度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以经济为核心、以宪法制度为框架约束的公共选择过程，理应以宪政的思维去理解和推进这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