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量显著相关,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相应的就业规模的加大,但带动效应呈下降趋势。通过分析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总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一产业就业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均为负;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二产业就业直接效应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三产业就业间接效应显著。对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提出了对应的建议。     

工业投资的长期效应——来自抗日战争的证据

基于特定地区的工业投资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其长期政策效果却未引起足够关注.文章搜集整理了各种史料,构建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十省的县级工业数据库,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如果1942?1945年间县内工业企业数量越多,那么其在新中国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不过该效应随时间逐渐减弱.(2)近代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通过路径依赖和初始物质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历史上工业投资越高的地区,当下的工业化程度也越高,但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显著差别.(3)历史上拥有更多工业投资的地区在当下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迁入,同时拥有更高的城市化率,不过该历史基础并未显著影响与农村相关的变量,如婴儿死亡率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等.上述结论说明,向特定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可以帮助其更快地完成工业化,逆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短期会带来效率损失,但在长期却可能带来正面效应.     

家庭固定资产、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城镇家庭的经验证据

基于详实的微观家户数据,本文首次区分和比较了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生产性住房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细致考察了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类型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住房资产主要呈现出消费品属性,只存在微弱的"资产效应",且不存在"财富效应"。这个结论对于拥有大产权房和二套房的家庭同样成立。因此,住房价格上涨无助于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相反,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具有明显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同时,其"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自我雇佣的家庭中,主要作用机制是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并缓解了家庭流动性约束。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引导资金进入生产性部门、发展房地产金融并积极推动金融市场改革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方式。     

产权对投资的双刃剑效应——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借助一套长时段的农户和地块数据，本文利用地块的“生命周期”进行生存分析测度失地风险，发现中国农地产权总体上处于低风险水平。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失地风险仅对农户单独投资存在微弱的负效应，对农户和外部资源的共同投资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划分投资项目后发现，失地风险的负效应源于有机肥等私人投资，而其正效应则由灌溉和土壤改良等公共投资主导。本文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下，产权不稳定暗含了集体产权更强，也促使了对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公共投资的供给。     

我国企业边度投资问题研究——来自证券市场的证据

以我国证券市场制造行业上市公司(A股)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企业投资与现金流相关性研究我国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问题.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但是,如果发放现金股利则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过度投资问题.     

区域差异、城镇化与房地产价格——来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基于中国内地1999-2010年29个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区域差异、城镇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巨大需求潜力,从而促进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实证结论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仅相应变动0.13个百分点,只解释房地产价格上涨的2%。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巨大差异根源在于,城乡间收入差异对房地产价格的造成的负向"质量"影响抵消了城镇化带来的正向"数量"影响。基于此,以城乡收入差异为城镇化率的工具变量,解决其内生性问题,进而有效地解决了人口城镇化对房地产影响被低估的问题,同时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由重"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与空气质量——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04—2019年中部地区6省及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空气质量现状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评价,并探讨时空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2004—2019年,中部地区(1)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与空气质量均有所提升,但省份间差异较大。(2)三系统的总体耦合水平处于磨合阶段,有逐步向好趋势,但空间格局并不均衡。(3)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提升趋势,但多数省份仅达到中度协调;各省份协调度可划分为两大梯队,从不协调原因溯源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型是主导。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带动作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适度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促进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和协调发展。     

新疆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分析

在对1990年-2012年新疆投资、GDP、就业、税收的原始指标数据进行处理与检验的基础上建立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的计量分析方法对新疆投资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显著,后劲不足。投资对就业的影v向是有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有趋于稳定。投资对税收的短期影响不显著。因此,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结构,以更好地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效应。     

R&D投资、广告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探析——来自创业板的证据

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选择最佳的投资水平,而不考虑其资本结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构冲突造成的财务约束和自由现金流,企业的资本投资效率不处于最佳水平.企业资本投资受到内部现金流的约束和限制,从而导致投资-现金流动敏感性问题.本文扩展了投资现金流研究中的投资类型与范围,基于2009-2012年创业板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现金流对资本投资、R&D投资、广告投资的影响.     

论新疆经济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储蓄效应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资本是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通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对新疆GDP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两者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前者.为了促进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一是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引进区外金融机构,提高本区域内金融机构储蓄-投资的转化率和资金配置效率.     

健康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来自OECD等国家的宏观证据

在"未富先病"以及"健康中国"的背景下,文章从产业结构出发,通过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佩恩表1995-2011年百余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健康投资行业的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期为当下中国转型经济结构的时代诉求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发展健康投资行业有助于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并且私人健康投资对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影响系数大于公共健康投资;其次,相对于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投资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挤出效应更有限;第三,发展健康服务业,尤其是公共健康事业将加快经济结构转型速度.综上所述,发展健康产业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但如何在政策效果和可能的阻力之间进行权衡还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慎重考虑.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新型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与金融支持浅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现有的理论,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区域城镇化三个方面全面衡量新型城镇化,合成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并从投资这一较新的角度将金融支持对于新型城镇化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东、中、西部分别进行研究,对比不同地区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作用存在的差别.在新型城镇化方面,金融支持规模对东、中、西部具有正向作用;金融支持效率对东、西部存在正向作用;金融支持结构对东部存在负向作用.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金融支持规模对东、西部具有正向敏感性;金融支持结构对东部存在正向敏感性;金融支持效率对西部存在正向敏感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来自湘南国家示范区三市的证据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集相关统计数据,分析湘南国家示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立足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及其增长速度的提高,应使农民就地转移务工与家庭经营并重,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服务业。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通货膨胀——来自中国转型期的证据

依据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严重和地方投资过热同时并存这一经济现象,建立模型实证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投资是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一个因素,地方政府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社会需求,同时不断增加的投资加强了对土地财政依赖,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了通货膨胀上升。     

证券投资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作为波动性较强的资产,证券投资本身就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工具,公允价值计量为上市公司利用政券投资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与大牛市的背景下,证券投资收益为参与证券投资的上市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本文选取了2007年578家持有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其盈余管理现象及动机,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因素与规模因素后,上市公司在2007年利用证券投资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其动机是为了"扭亏"和"平滑利润".     

跨国投资活动中的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企业对拉美投资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对拉美国家投资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对外投资过程中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调节国家距离对跨国投资绩效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国家距离对企业跨国投资活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制度维度和地理维度的阻碍作用要强于文化维度。此外,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经验主要体现出经验学习效应,而在区域以及全球非东道国的投资经验均表现出明显的经验误用效应。本文就中国企业规避跨国投资风险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和投资战略建议。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