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股改时代独立董事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已经逐渐步入后股改时代,后股改时代公司治理所面临的新局面对我国现行独立董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分析了在新形势下独立董事制度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采取明确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责划分、规范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强化落实独立董事的监督职权、建立独立董事的绩效考核机制、完善独立董事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若干对策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董事会治理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北65家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将直接关系到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文章以东北65家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董事会治理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东北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并无太大影响,制度设计中的独立董事并未发挥正向作用,董事的股权激励作用也并未显现,而董事的年薪激励方式则效果显著。需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完善董事薪酬激励制度。     

独立董事声誉与独立董事劳动力市场有效性

一般来说,独立董事能够对管理层起到监督作用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引入"独立董事声誉"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构建了引入声誉机制的独立董事激励模型,并采用2004年至2005年沪市A股独立董事作为研究样本进行追踪,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所受到的声誉激励水平。研究发现我国独立董事的劳动力市场缺乏有效性,声誉激励只能够促使独立董事避开公开违规事件,却不能激励独立董事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这很可能是影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原因。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长效激励制度。在我国,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行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实施股权激励,而股权激励是否真能如预期提高公司绩效,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以2010年54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主板上市公司为例,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依据。     

监事股权激励、合谋倾向与公司治理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授予监事股权激励究竟能够提高其监督积极性,还是导致其独立性削弱从而增加合谋风险?本文从公司治理整合视角出发,运用2006～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监事股权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由监事股权激励所引致的双向合谋风险在实践中并未显现;相反,却在债权融资约束与独立董事监督的调节作用下,监事股权激励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抑制了监事与代理人之间的合谋倾向;并且在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下,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也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抑制了监事与委托人之间的合谋倾向。由此可知,监事股权激励并非引致合谋的真正缘由,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的完善才是实现监事股权激励效应并有效规避合谋风险的前提与保障。     

公司治理中多重委托代理悖论与制度辅助——兼与冯根福商榷

在股权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既要保障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效率,又要兼顾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是"鱼与熊掌",内控机制无法单独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需要外部制度约束来作保障.在公司内部治理中,如果单重委托代理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和信息传递,那么多重委托代理必定是无效的.揭示了多重委托代理在机制设计中的悖论性,并从制度层面弥补了内控机制的局限性,提出了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需要建立政府代理声誉、国家执法声誉和企业信息披露声誉,以及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良性信息传递机制.     

完善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本土化的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舶来品”,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在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滥权、中小股东保护机制缺失等治理背景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行权能力及激励约束机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独立董事可以看成是剩余控制权进一步社会分工的结果,股东拥有终极控制权,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的职业监管者,监管的对象是代理问题,而其本身与股东、政府、公众、董事会构成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独立董事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就是解决独立董事与本土上市公司各利益主体间的代理问题。     

健全我国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种制度创新,而当前一些公司在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中显露出的问题,表明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最为重要的一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对如何健全独立董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做了初步的探索。     

国外独立董事研究及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启示

独立董事制度的提出是为了有效解决由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及股权的分散而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公司的股东权益.该制度一经提出就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因此,对国外独立董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对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及独立董事制度的认识和反思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英美国家的一元公司治理模式，对于监督公司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股东权益和降低代理成本均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旨在改变董事会的运作状况和效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入手，提出了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和角色定位、明确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及占董事会人数比例的下限以及逐步建立与完善独立董事的约束激励机制等解决措施。     

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理论和实践的国际比较

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独立董事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笔者从报酬、声誉和法律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以期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独立董事薪酬机制研究

在我国 ,由于欠缺声誉机制的激励作用 ,独立董事的薪酬机制对独立董事能否在公司治理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把独立董事的薪酬问题看作是一种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均衡价格的形成问题 ,并从市场的角度 ,探讨了我国独立董事的薪酬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我国独立董事薪酬偏低的原因 ,并且认为 ,通过对我国独立董事的薪酬进行结构调整 ,提高独立董事的薪酬水平 ,才能起到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     

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分析英美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有效性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一种治理模式要取得良好的治理效率应满足的条件，并结合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及新《公司法》、《证券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通过进一步优化所有权结构、大力培育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经营者调控模式、发挥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字善的外韶精督棚制等．形成有中国特仁。的公司治理栅制的对镱性建议．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设计中的若干缺陷分析

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在独立董事的选任程序、任职资格及工作方式、基本职权和责任、激励机制、与监事会的关系等方面，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逐一分析后认为：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不意味着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而言，治本之道应是公司股权的多元化和合理化，独立董事也只有在股权结构相对合理的条件下才能更地发挥作用。     

我国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与发展探析

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与发展是证券公司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 ,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阐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范畴、治理原则、组织形式 ,阐明其基本作用 ,通过比较国际上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特点及我国特征 ,指出了中国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提出完善中国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措施 ,强调了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和发展中应进一步鼓励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化 ,积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进行以经营者为主体的约束和激励制度创新 ,建立完善风险监控机制和信息披露规则。     

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内部治理问题研究——基于独立董事声誉激励机制的视角

私人收益的存在降低了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结合中国控制权私人收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从独立董事声誉激励的视角提出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内部治理方法。     

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灰色关联分析

公司治理水平是公司绩效的关键驱动因素,而独立董事对于完善公司治理并提升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分析（GRA）模型对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的诸因素与公司绩效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的四个影响因素中,影响公司绩效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董事的报酬,最弱是独立董事的职业背景。这为监管机构改进对独立董事认知的规定和构建科学有效的独立董事治理机制提供实证依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 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 ——价值分配的视角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