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利用2015年陕西、山东、河南、宁夏和内蒙古五省1570户农户和100个村庄的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利用Tobit模型,选择经济异质性、退出选择、社会异质性和性别四个维度来表征异质性,考虑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水平较低,经济异质性中,农业收入和小农水供水量的增加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层面的姓氏异质性和是否成立农户用水者协会以及农户层面的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是影响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三个重要社会异质性因素;而退出选择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影响较为复杂,取决于退出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具体特征;性别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社会学习、农户认知与农药减量施用——以市场环境为调节变量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是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四川省837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了分层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法,探究社会学习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社会学习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农户认知在社会学习和农药减量施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市场环境对"社会学习—农户认知—农药减量施用"过程的后半路径及农户认知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作用。其中,市场环境中的价格波动负向调节其后半路径及农户认知的中介作用,市场环境中的信息获取在"社会学习—农户认知—农药减量施用"过程的后半路径中发挥着替代作用,能够作为农户认知的替代机制发挥作用,促进农户减量使用农药。     

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5年陕西、山东、河南、宁夏和内蒙古五省1570户农户和100个村庄的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利用Tobit模型,选择经济异质性、退出选择、社会异质性和性别四个维度来表征异质性,考虑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水平较低,经济异质性中,农业收入和小农水供水量的增加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层面的姓氏异质性和是否成立农户用水者协会以及农户层面的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是影响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三个重要社会异质性因素;而退出选择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影响较为复杂,取决于退出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具体特征;性别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先前经验、社会资本与农户电商采纳行为

本文以同一地区、相同产业的农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先前经验、社会资本与电商采纳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提出若干研究假说,利用江苏省沭阳县895个花木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先前工作经历抑制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先前创业经历和先前培训经历促进农户采纳电子商务,社会资本不仅直接促进农户采纳电子商务,而且在"先前创业经历—农户电商采纳行为"和"先前培训经历—农户电商采纳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应在遵循农户电商采纳行为规律以及尊重农户主观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孵化电商带头人,举办电商技能培训,搭建创业经验交流平台,合理引导农户参与电商创业。     

公共服务、村庄民主与幸福感——基于民族地区757个行政村31615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使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7省757个行政村3161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公共服务、村庄民主与农户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共服务的供给程度和村庄民主的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民主化却削弱了公共服务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将村长的年龄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显示,公共服务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的幸福感会相应增加1.5327个百分点,而村庄民主发育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使公共服务的幸福效用减少0.0281个百分点;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服务与村庄民主对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农户、村干部以及民族自治区农户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分别高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农户、非村干部及民族省农户。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卫生设施与农村居民健康

本文运用Grossman模型,阐释了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该中介效应进行了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研究表明,存在以农户环境卫生设施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正向中介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各个维度,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性别及收入群体间存在差异;男性和低收入群体,存在收入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而女性和高收入群体存在家庭经营范围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相对男性和高收入群体而言,教育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女性和低收入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通过改善农户环境卫生设施提升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应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实施差异化政策。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外部激励与内生驱动

本文基于拓展的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分析框架,选取河北省设施葡萄主产区360份种植户的实地访谈数据,运用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外部激励对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内在感知的中介作用和家庭禀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部激励可以有效提高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内在感知对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外部激励和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家庭禀赋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家庭禀赋在外部激励—技术采纳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因此,应选择适合与灵活的政府规制手段,充分发挥溢价激励的作用,以提高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的采纳动机。     

边疆民族自治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户为例

由于其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的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社会资本影响林区农户创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

在"熟人社会"的林区,社会资本在资金获取、技术交流、项目协作、市场推广等方面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重要作用的同时还影响着林区农户的创业绩效。本文基于中国南方集体林区的调研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林区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分析结论表明,林农三种最主要社会资本中的政府资本不能对创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却能通过知识溢出间接发挥作用;而其邻里资本和家族资本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创业绩效,还能通过知识溢出对创业绩效产生激励作用。     

互联网使用、收入差距与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探讨数字乡村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对实现农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差距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水平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在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东部地区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群体中表现更突出。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技术下沉、加强农户对互联网使用的技术培训,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制定环境治理规则的差异化推进方案。     

绝对收入、社会比较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

本文用陕西两个村庄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绝对收入、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解析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样本村农民的绝对收入及农民间绝对收入的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农民的社会比较方式具有上行比较特征,并导致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同化效应;农民以绝对收入进行的社会比较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村庄因素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来源于村庄间特征效应的差异,其中绝对收入对村庄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度贡献度最大,社会比较次之;系数效应能有效缩小村庄间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

本文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将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机制细分为信贷约束缓解机制、信息约束缓解机制和社会信任强化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不仅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增加了农户的信息可得性,还通过特有的社会信任强化机制提升了农户的社会信任感,最终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创业绩效。同时,数字金融对非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非常显著,对涉农创业和发展型创业的影响不明显。互联网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有正向影响,而银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数字金融使用对那些具有较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群体影响更大。     

农户创业:初始社会资本影响创业者机会识别行为研究——基于518份农户创业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和probit回归方法,依据采集的518份全国创业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对农户识别创业机会及创业机会属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嵌入社会网络的规模正向影响农户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社会网络中的弱连带网络规模和联系频率越大,农户识别创新性机会的可能性越大,但强连带网络对复制型创业机会影响不显著;创业农户的教育经历、外出务工经验、创新能力、浓厚的创业氛围均是影响农户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     

手机使用能促进农户采用IPM技术吗

本文利用陕西省576户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设备接入和信息利用两个方面分析手机对农户采用IPM技术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多维度农户认知在手机对IPM技术采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在使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后的模型结果表明:手机对农户IPM技术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分析信息设备接入和信息利用对农户IPM技术采用的影响发现:信息设备接入和信息利用对农户IPM技术采用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信息利用的影响更大。农户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认知和农药施用认知在设备接入和信息利用对农户IPM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农户农药影响认知只在信息利用对农户IPM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要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重点提高农户的信息利用能力;在推广IPM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异质性,实行有针对性的推广措施。     

土地流转与农户创业——基于PSM方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流转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纯收入和家庭消费总支出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户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出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土地转出对年龄处于35岁及以下农户的创业效应比对其他年龄段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年龄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不显著。土地转出对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比对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文化程度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均不显著。因此,要以土地转出驱动转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创业。     

土地流转促进黄土高原区农户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吗?——基于集体行动中介作用与政府补贴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黄土高原区849户农户调查数据,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从行动信息、行动参与、行动组织和行动效果4个维度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考察了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对农户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通过改变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影响水土保持实践过程中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面积对修筑梯田、使用地膜和造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并不显著;土地流转期限对以上4种措施的实施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集体行动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修筑梯田、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和接受政府补贴较少农户的造林活动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地膜使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3)政府补贴在农户集体行动影响造林和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发挥调节效应,但在集体行动影响造林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在集体行动影响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正。     

信息能力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 ——基于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和农业收入占比的调节效应

研究目的：考察信息能力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生态认知对信息能力影响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中介作用,并检测农业收入占比对生态认知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纳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方法。研究结果：（1）信息能力对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低毒低残留农药的施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农膜回收行为的影响不显著。（2）生态认知在信息能力影响有机肥施用、低毒低残留农药施用和中高收入农户组的测土配方施肥过程中有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而对低收入农户组的农膜回收行为有显著的负向中介作用。（3）农业收入占比在生态认知影响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施用和农膜回收行为过程中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影响低毒低残留农药施用过程中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提高农户信息能力,利用信息化带动生态农业发展;加强农村生态耕种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户生态认知;重视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陕西、河南、宁夏三省1420户微观农户数据,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是否参与供给和参与供给程度两个方面,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供给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及参与供给程度均通过正向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各维度变量中,关系网络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农户参与供给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通过正向显著性检验,对农户参与供给程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