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何以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土地流转视角

我国城镇化进入提质减速阶段，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关系着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而夯实定居基础、分摊定居成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土地流转视角，文章运用2019年安徽省7个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对城镇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土地流转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正向显著，土地流转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即土地所承担的养老保障和流转使用权所获的财产收益，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权益缺位，进而出现定居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等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质量分析:问题聚焦和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本文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从"制度—非制度"、"集体—个体"两大维度,梳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构建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明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质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身份认同不高三个方面。据此,当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逐步完善无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其融入条件,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以强化融入能力、提升融入动力,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增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高质量"的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的动因及效应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现象日趋凸显,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流出地城市或城镇作为未来的定居地。这种选择不仅源自于制度性安排的推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更是城市现代性、外部结构因素的推拉效应、农民工理性需求和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选择将对"流出地"带来政策导向效应、产业转型驱动效应、人力资源集聚效应和家庭纽带整合效应等一系列影响。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就业类型、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消费

农民工的就业、消费与社会保险是其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估计了不同就业形态下,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对单位就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提高了其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有促进消费的作用,且在有城市定居意愿的群体中,这种促进作用更大;而通过年龄分组发现,养老保险的消费效应仅存在于45岁以下群体中。对个体就业农民工,养老保险对其城市消费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且这两种作用互相抵消,表现为有无养老保险者在消费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健康快速发展的紧要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建设中人的核心地位,在人的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力量,他们的居留意愿成为决定新型城镇化的现在与未来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意愿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对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在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提前下,运用随机森林模型,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等4个方面中的24个因素实证分析影响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特征和因素。[结果]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最显著的要素依次是从事职业类型、在城市工作时间、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因素、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是否享受城镇住房公积金。[结论]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教育、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等解决问题的措施。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阐述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从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及文化认同等层面给出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行对策。     

何以为家:农民工身份认同与落户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落户意愿进行研究。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从身份认同的8个指标中提取了 "认同意愿"和"内心认同"两个公因子,构造了农民工个体的"身份认同度"。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本地人"的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对落户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认同度越高越愿意在当地落户;此外,农民工对于城市的满意度与制度的支持均对落户意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农民工对于城市的身份认同感与满意度;二是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生存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家庭化与非家庭化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家庭化流动相比,家庭化流动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家庭化农民工在工作强度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其次是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维度,在经济整合和社会参与维度的融入程度较低;年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消极影响,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是否有稳定的住所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和谐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心理的构建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正日益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制度以及个人自身等方面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面临着严重困境。因而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采取多方面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消除"心理壁垒",提高心理调适能力,构建和谐心理,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7个城市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教育期望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教育期望与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控制模型内生性后,子女教育期望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排斥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弱化作用。子女教育期望是维系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既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也要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教育资源提供通道,从而有效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基于鄂粤两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