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进入的户籍壁垒对收入户籍歧视的影响——基于微观模拟方法的收入差距分解

本文使用2007年CHIP数据,在微观模拟农民工和城镇劳动者反事实部门分布和反事实收入的基础上,对城镇劳动者和农民工的小时收入差距进行了均值分解。为了分析部门进入户籍歧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收入差距来源分为三大类:部门分布规则的差别(部门进入歧视)、部门内收入结构的差别(部门内收入歧视)和人口禀赋差异。最终的分解结果显示,2007年,农民工依然遭受非常显著的收入户籍歧视,但是,部门进入户籍壁垒的效应并不大。具体而言,收入差距中总体户籍歧视的贡献度高达56%,其中,部门内收入歧视贡献了55%,而部门进入歧视的贡献很小,仅有1%。尽管如此,农民工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收入水平最低的私人部门的现象,揭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     

农民工对城镇劳动力的替代性研究

本文在对城镇劳动力市场进行细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农民工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性，并运用北京市的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工不会对一类劳动力市场上的城镇劳动力产生替代关系，相反，从动态看，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农民工还会促进其就业。农民工对二类劳动力市场上的城镇劳动力既存在替代效应，也存在规模效应。至于总效应，则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对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规模效应，则总效应为负值，二类市场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减少；反之，如果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则总效应为正值，二类市场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增加。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及其维度结构与城乡类型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分析框架,并基于2014年浙江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通过强化信息传递和缓解就业歧视,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内部各个维度对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差异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间存在区别;农民工城镇型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正向影响强于乡村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失灵具有一定缓解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教育和户籍歧视对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影响

本文提出基于自然实验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个体特征差异、进入市场前教育歧视和市场后户籍歧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工工资率是农民工工资率的1.79倍,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9.77%、14.01%和12.99%分别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和进入市场后受到的户籍歧视导致的。因此,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的同时,大力促进城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教育、自我雇佣收入及其城乡差异

本文采用CHIP2007年数据探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工人在自我雇佣收入上的差距问题。本文发现,以小时自我雇佣收入衡量,城镇职工的收入为15.04元,远高于外来务工人员的7.09元;形成自我雇佣收入巨大差异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体资源禀赋差异,二是外来务工人员受到的户籍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事自我雇佣年数的增加、健康的改善、初始资本以及自我雇佣规模的扩大均对自我雇佣收入有正向影响,教育对自我雇佣收入的作用远低于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从城镇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各自的影响因素来看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采用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城乡工人个体禀赋差异解释了其中的25.41%,剩余的74.59%归结为户籍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跨区务工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估计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务工距离与个体特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关系,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变量与务工距离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不突出,表明农民工的家庭形态差异及居住地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探索

就业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民工群体实质性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农民工群体就业整体上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困局源于多元要素结构化下的就业能力困境。研究从制约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制度环境问题、社区支持问题及农民工自我培养问题等角度解析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困境;并给出优化宏观维度的制度环境,规范中观维度的社区支持及强化个体维度的农民工自我增能等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具体策略。     

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业歧视形成之根源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户籍制度却使这一进程受阻。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中遭遇就业机会、就业待遇以及就业保障歧视之根源,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必须加大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力度,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力度,建立健全劳动力流动服务体系等,让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在就业求职、就业待遇、权益维护、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享受市民待遇。     

劳动参与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歧视的影响——基于CHIPS数据研究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歧视正在发生改变。本文根据2002年和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利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构建农村转移劳动就业歧视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农村转移劳动力受到的就业歧视下降,"户籍制度"的作用在逐渐减弱,而市场调整的作用不断增强;但在发达地区受到就业歧视程度的下降速度大于欠发达地区,在中高收入行业的就业歧视上升,低收入行业就业歧视则呈现相反的趋势。建议放松制度约束,提升市场自身发展对劳动力的调节机制,以市场为主导,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城市就业的意愿,刺激劳动参与率的后发潜力,延长人口红利效应,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农户创业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吗——基于RIF回归分解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分解实证考察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创业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农业创业对农户有显著增收效应,且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非农创业仅对中高收入农户具有增收效应。(2)农户创业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收入分解结果表明:结构效应是造成农业创业农户和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因,特征效应是造成非农创业农户和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因。(3)分解特征效应和结构效应表明: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特征差异和特征回报率差异是造成创业农户与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要素。     

外出农民工城镇社保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基于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问题目前仍然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外出农民工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女性外出农民工。本文使用2011年和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2011年,男性外出农民工的"三险""五险"和"五险一金"的参与率均低于女性。到了2016年,外出农民工整体城镇社保参与率有所提高,且性别差异呈现缩小趋势。"社保选择模型"揭示了男性的参保倾向较低,使得女性社保参与率比男性高,但是,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进一步证实就业特征的差异(女性处于弱势)使得社保参与率的性别差异显著缩小。     

社会关系网络与劳动力工资的户籍歧视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数据,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引起的户籍歧视对劳动力工资的户籍差异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工利用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扭曲市场规则能够形成行业壁垒和回报率偏差,大约12.18%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社会关系网络所引起的户籍歧视引起的。此外还发现,劳动力工资的户籍差异主要还是由于特征差异引起的,特别是不同户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大约52.70%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由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引起的。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表现和原因及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 ,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表现为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三方面 ,其深层原因是 :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导致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 ,长久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和政策导致对农民工的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 ,且后者是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原因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型及其管理含义

通过对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歧视、劳动力进入的制度成本、城乡福利差异等劳动力流动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型。模型表明，歧视性的二元户籍制度无助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就业压力，反而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容量损失，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2003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农村地区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该制度在异地参与与就诊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政策,使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迁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枷锁效应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拉回效应出发,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该制度对农民工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农村劳动力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使其外出务工的概率下降3.52%。同时,对于已经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显著增强了其返乡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该项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速了民工荒现象的产生。     

家庭禀赋、人力资本与城乡女性就业流动研究——来自湖北省的城乡调查数据

本文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4442个城乡女性劳动力样本,分析城市和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流动性的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研究女性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她们是否外出、外出就业流动次数以及回流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和人力资本对于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家庭禀赋变量在农村女性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的选择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人力资本对城市女性就业流动次数和回流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总体来看,女性是否选择外出就业主要受家庭禀赋变量影响,而一旦女性选择外出就业后,人力资本变量将对其就业流动次数起主要作用。在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有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这种歧视削弱了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福利缺失视角下农民工城市就业生命历程分析

受制度性约束,农民工城市就业一直被排斥在城市福利之外。本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理论、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讨论福利缺失背景下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生命历程。分析表明,农民工城市就业福利需求表现为务工前期收入效应稀释激发福利意识萌芽、中期收入增加受限转而谋求福利待遇改善、后期福利缺失引致城市融入链条断裂的生命历程,而这种收入与福利的需求转变是农民工城市就业福利缺失条件下追求自身阶段性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渐变。针对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同时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福利需求的现实紧迫性,应分层次分阶段推进福利供给和以需求最旺的福利项目为突破口的两条福利供给的选择路径。本研究还对我国福利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微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