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疫情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妥协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了906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对疫情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妥协对工作投入的影响进行检验，得到以下结论：(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妥协对工作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发展机会妥协和社会期望妥协对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职业偏好妥协没有显著影响；(2)利益导向和人际和谐双重中介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妥协和工作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但其中只有发展机会妥协通过双重中介作用影响了工作投入；(3)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投入各维度影响的研究中，发展机会妥协通过人际和谐间接影响了活力和奉献维度，发展机会妥协和社会期望妥协都通过利益导向间接影响了专注维度。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内容结构及相关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包括6个维度,分别是组织匹配、组织关系网络、组织损失、社区关系网络、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损失。二阶因素分析表明,工作嵌入是由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层面构成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组织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工作满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是组织嵌入与回乡工作意愿的完全中介变量;社区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支持是社区嵌入与回乡工作意愿的部分中介变量。     

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

基于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农民工更加愿意当职业农民,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城市务工地离家越远,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亲属具有政治关系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家人价值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有显著影响,家人赞成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务工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弱;在土地已出租或被征收时,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也较弱。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

基于8城市1237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入户意愿总体不高,愿意入户比例未超过一半。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在国有部门就业、自营劳动者、月收入和社会保险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本地工作时间越长、职业预期稳定性高、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越高;但超时劳动、单位包吃住、签订劳动合同则显著不利于入户意愿的产生。就业质量还会通过获得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获得感是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技能培训、职业预期稳定性、主观职业地位与入户意愿的中介变量。据此,建议从就业能力和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助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农地整治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农地整治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方法: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1)农户参与整治的意愿并不强烈,其政治效能感有较大提升空间,社会资本存量有限;(2)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两类因素共同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其中,外在政治效能感、信任、规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内在政治效能感影响不显著;(3)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中总体起中介作用,在网络与参与意愿间起遮掩作用。研究结论:应强化农户主体意识,健全诉求表达与反馈机制,积累农村社会资本,重视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的叠加效应,并充分发挥政治效能感中介作用,夯实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     

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归属感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社会网络特征、工作搜索策略对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体。本文在对583名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分析方法对社会网络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质量、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及工作搜索策略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搜索策略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质量与工作满意感有正向影响;工作搜索策略在社会网络特征与再就业质量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社会网络特征与工作满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作用主要是通过探索策略和随意策略两因素来实现。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认知对养殖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基于山东、河南、四川三省342户养殖户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研究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认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认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水体污染认知、环境保护政策认知以及财政补贴政策认知对其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财政补贴政策认知对养殖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②约束性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水体污染认知—参与意愿关系以及环境保护政策认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对环境保护政策认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但约束性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大气污染认知、土壤污染认知、健康危害认知—参与意愿关系和财政补贴政策认知—参与意愿关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认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大气污染认知、水体污染认知、土壤污染认知、健康危害认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对财政补贴政策认知—参与意愿关系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认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也不显著。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